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为表现“新思维”，并树立改革形象，戈尔巴乔夫及部分苏共领导人刻意与军队保持距离。苏军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说，当集团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1985年2月15日)回到苏联境内时，“没有一名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防部的领导人来迎接我们”，“故意不重视部队撤出阿富汗这件事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失策表现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随便便就将前任的错误推到我们身上”。([俄]鲍·弗·格罗莫夫：《有限出兵——苏军第40集团军司令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驻阿苏军作战指挥组副组长利亚霍夫斯基也说：“苏联高层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参与欢迎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多年的军人归来，再次暴露了对军队的冷漠和毫不关心，军队执行了他们下达的命令，而现在他们已不再需要军队。”([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在1986年至1991年军队维护国内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当部队与分离或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发生冲突时，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政治局都采取模糊责任的方式非难指责军队。特别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维护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时任图拉106空降师师长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撤销了总政治部，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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