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考证遗址为上定林

　　唐代诗人杜牧咏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了解，当时仅钟山及周围地区就有寺庙70所左右，可谓佛教名山。南朝时的钟山有两座定林寺，一称“下定林寺”或“定林下寺”，建于刘宋元嘉元年（424年），另一称“上定林寺”或“定林上寺”，建于元嘉十二年（435年）。下定林寺到宋代时仍在延用，但规模已不大，北宋宰相王安石下野时曾在寺中读书。南宋诗人陆游也曾两次到此，并留有题刻。南宋以后，下定林寺即逐渐荒废，湮没无闻。1975年10月南京市文物考古学者在调查中发现了陆游到过下定林寺的题刻，这样下定林寺遗址的位置已基本得到确定。

　　而上定林寺荒废的时间和具体地点在文献中无准确记载，唐人许嵩著《建康实录》时只是讲它“在下定林寺之后”，到南宋《景定建康志》成书时人们已不清楚上定林寺的具体位置。根据二号寺址的地点和出土瓦当及其他实物的年代，贺云翱认为，该寺址就是已消失多年的南朝上定林寺遗址。贺云翱理由如下：一位置与与历史文献所载完全吻合；二出土实物证明二号寺的始建年代大约在南朝刘宋早期；三已确定位置的下定林寺和其他遗存印证此处为上定林，遗址附近劈岩斩石的遗迹尚存，这些与文献所载恰可对应。

　　竟与韩国定林“一脉相通”

　　这次在上定林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出土瓦当代表了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朝和唐代两个不同时期的寺庙用瓦之类型与风格，对解决南京地区寺庙所用瓦当分期有直接帮助，尤其是南朝地层出土的瓦当，对研究公元5—6世纪东亚地区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寺庙用瓦风格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贺云翱在考古中还发现，上定林寺遗址出土的瓦当，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内的百济时期定林寺遗址出土的瓦当有着很有趣的关系。

　　为此，他与韩国忠南大学百济文化研究院的朴淳发先生取得了联系。韩国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韩国扶余百济定林寺出土瓦当类型主要是莲花纹瓦当和万字纹瓦当两种，其中莲花纹瓦当又分单瓣莲花纹瓦当和复瓣莲花纹瓦当，但其复瓣莲花纹瓦当的时代均为统一新罗或高丽时代，而属于百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皆是单瓣莲花纹瓦当，其当面莲花都为8瓣，瓣间分隔线顶端作倒三角形或倒弧边三角形，这与上定林寺遗址出土的南朝瓦当中一些类型相当接近，风格完全一致。当然，隐藏在这种瓦当表象之后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这至少从某个侧面体现出当时南朝、北朝与百济国三者之间在寺庙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文化沟通上的亲疏关系。

　　韩国定林寺名来自南朝

　　贺云翱说，按史书记载，百济佛教初传自东晋，约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了百济，受到沈流王之礼敬，第二年（385年）春二月，百济为其“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百济佛法由此而兴。由此可知，百济国佛教始传自东晋，这对后来百济佛教文化的传播体系之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文物专家杨泓认为，百济定林寺的寺名很可能亦源自南朝，即仿自南朝都城建康（南京）钟山当时有名的上定林寺。如果是这样，那么南朝上定林寺的遗存，与韩国扶余定林寺之间的关系就更值得探讨。贺云翱说，这还有待于出土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江南时报》(2005年03月02日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