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实了我自己的这种看法，是由于近来翻阅何炳棣教授《读史阅世六十年》。这本书真是丰富而严谨，凡有关心现代中国史学以及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历史者，均可一读。这是顺便一说。主要说的是，此书第十五章说到他的“初跃龙门”的一篇论文《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乾隆一朝60年间，举凡下江一带经史大师、知名骚人墨客几乎无不做过沙龙主人的座上客。”那沙龙主人就是大商家，主要是盐商。两淮巨商要文化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地位，其子弟成为进士、举人的越来越多，而经商的越来越少。何炳棣是依据资料说话的，他主要使用扬州人李斗写的《扬州画舫录》中的记载，说明扬州“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家族成员身份的嬗变”。曹雪芹生于1724年，卒于1764年，另有一说是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李斗则是卒于1817年，生年不详。他们相差50多年。但李斗记录的事，则大体与曹雪芹生活时代差不多，所以很可相比较，而不算附会。

据李斗所记，安徽歙县程氏是大盐商，传至第五代出了大文人程晋芳，而家业也已完蛋，穷得叮当响，还有什么商业可谈。还有江家，也是从歙县来，大富豪，到了第四代江春，风雅之名极高，乾隆南巡曾到过他家的园林。可是怎么样呢？穷得不能维持生活。“程、江两氏虽有高度代表性，两淮盐商200余家，之中当然也有处世恭谨，富不忘本，儒贾分工，富贵并臻的极少数例外，但是多数都是离商越来越远。”“文化”妨碍了他们(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商人子弟沉迷于风雅，吟诗作画，藏书集古，(这事极有利于当时江南文化的发展，不然连扬州八怪也出不来！)该是重要原因。这就叫“移了性情”。

薛宝钗不可能不从家人那里听到这类教训，并看到此种子弟。《红楼梦》给她那么长一段说教，也表现作者的注意和关怀。曹雪芹卒于1764年，扬州大学者阮元(身历四朝，享高寿)1835为《扬州画舫录》写》的《二跋》中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他老年看到的扬州，已经不行了：“扬州以盐为业，而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薛宝钗看到的，该是当时的苗头吧。但是，此题甚大，本实不敢自以为是，闲谈供读者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