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错误的“政策”，真正“失职”的倒不是杜畿，却是颇让“文帝”称心满意的赵俨。龙颜大悦，赵俨们再一尽心尽力，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就从又一个侧面领略了当时“生人妇”的痛苦。

过去的经书告诉我们，一旦失去了丈夫，寡妇甚至不能夜哭！一哭，便有“思春”-之嫌疑，便有放浪形骸之“没落”；寡妇很自然是朝廷的物件，统统得“登记在册”。即便是登记之后，寡妇再嫁，夫妻恩爱，也不在体恤之列。刻舟求剑，无非是找不到剑而已；而“其他郡”的刻板“录夺”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统治阶级的“规矩”多半是自相矛盾的。不是老是强调“从一而终”吗？丈夫死了，寡妇应该守节到死。然而，他一旦“需要”，就可以“依书录夺”，“夺”去了人家为丈夫守节的“志向”，强迫女性违心地“从”百“从”千而终。

被掠夺的“生人妇”只能有完全彻底的服从，只能有随时随地以性行为取悦任何对象的准备，没有爱的自由，更谈不上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了。这种掠夺感情的行为从来就不存在丝毫的怜悯。

反过来想想，这种对于“生人妇”的掠夺还算“比较规范”的，毕竟是“依书录夺”，花名册上没有的，还不至于“节外生枝”。譬如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武宗朱厚照多次到各地巡游，“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凡武宗车驾所到之地，近侍预先掠取良家女以备召幸，有时多达数十车。有一次，武宗“巡幸”扬州，先遣太监吴经到扬州四处搜寻美貌少女。吴经暗中记着城中少女和寡妇所住的街巷房屋，待到半夜，打开城门，传呼圣人驾到，命市民燃烛接驾，吴经乃率人闯入少女、寡妇之家强行抢夺，“寡妇无人幸免”。

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被掠夺的“生人妇”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人道”地“安抚军人”。汉语中的“人道”有两个义项：一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二为男女交合。顾得了这个“安抚军人”的“人道”，朝廷便总要采取些甚不人道的方法来，干出些人头畜鸣的勾当来。士兵的“忠诚”只是弱势群体对强势一方不得已的依赖，一旦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忠诚”便不复存在。通过“性消费”以重振“雄风”，再重返战场杀戮，很多统帅之所以能使士兵“忠诚”，就因为熟谙“不足为外人道”的驾驭之道。

妇女最起码的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专横干预和无理限制。任何冠冕堂皇的掠夺，也是野蛮残酷的性侵犯。所谓的“妇女解放”实质上就是妇女拥有最大的选择权。被掠夺的“生人妇”们的选择权呢？荡然无存。她们同其他国家在战时体制下随军出征的“慰安妇”并没有什么两样。

过去的社会对于掠夺“生人妇”的行径不是没有产生过“义愤”，其出发点还是由于这种罪行，侵犯了其他男人的合法权利，扰乱了对女性的分配秩序。但是这种“义愤”在“社稷江山”面前又显得十分怯懦而势单力薄，故而只是一股脑儿地把怨气撒在过分热情超额完成“指标”的赵俨身上，捎带着赞美“实事求是”的杜畿，而对制定“指标”的文帝们，却旁顾左右而言他。一句“顾而失色”，怎么也看不出“文帝”有半点悔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