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考古学译介的第二次浪潮——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有感 |
 |
|
|
添了新的力量，特别是来自考古学界之外的力量。
在20世纪初叶以来学术近代化的背景之下，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和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从表到里已经完全“西方化”了，而同样起源于西方的考古学，现在却似乎走着另外一条相当接近于传统学术的道路，其中有些学者，对西方模式表现出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排斥。这种现象到底幸与不幸，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难道中国国情就是如此特殊，西方考古学理论到了中国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难道考古学只是徒具科学的外衣，而本质上完全就是一种为民族利益服务的-工具？学科目的的不同当然就造就了学术定位的不同，然而强调考古学的历史学属性，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否定考古学在纯粹历史学领域之外的探索？应当怎样看待中西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分庭抗礼，还是说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成就的同时，另一方面对考古学的国际潮流是否有足够充分的了解？
五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经给当时的青年学子张光直写过一封私人信件，信中他痛心疾首地说，“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李济先生的这段实话，实在发人深省。也许我们可以聊以自慰，今天的局面，已不再是那时的情形，但要说这段话已经完全失却了它的意义，恐怕也并非如此。就此而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的出版，实在是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做了一件好事。仔细阅读一下这类书，对于李济先生所说那种夜郎自大的毛病，孰几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最后一个特别的期望是，希望余下的两部书，特别是崔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作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考古学史著作，能够尽快出版，不要徒令读者望梅止渴。 张居中在《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发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动态思考》一文中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四个以名山为中心的文化圈，即以关中、豫西、晋南为核心地区，以瓶、罐为文化主体的华山文化圈；以鼎、壶（瓶）为主体文化的嵩山文化圈；以复合炊具为特色的太行山文化圈；以桶形釜、支脚为代表的泰山文化圈。华山文化圈在上述四大文化圈中起到了整合作用，在仰韶时代中期已经形成华族文化，并和嵩山文化圈一道奠定了华夏集团的基础；嵩山文化圈最早整合了太行山文化圈，在华山、泰山两大文化圈和淮汉文化带的冲击下，终于在龙山时代形成了华夏集团；融合华山、嵩山和太行山三大文化圈的华夏集团，在与以泰山文化圈和淮系文化带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斗争中，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并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四个文化圈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相对独立又渐趋融合，在华夏集团的形成和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2007.2.2第七版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