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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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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作测试分析，结果显示广富林的陶器样品中有的可能非本地制作。
此外，浙江、江苏和安徽的考古工作者，就良渚遗址群所发现良渚文化晚期遗存、南京牛头岗遗址和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材料发表了新的认识。
会议的后阶段为自由讨论，主要议题集中于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社会变迁和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等若干方面。参加会议的代表畅所欲言，从多角度、多层次开展学术交流，会议气氛热烈。在代表们充分表达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下列几项共识。
首要的共识是，近年来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有新的重要突破，发现和辨识了两类新的文化遗存。一类是以大鱼鳍形足鼎为代表的遗存，它晚于目前所认识的良渚文化；第二类是以侧装三角足鼎为代表的广富林遗存。前一类遗存的年代早于广富林遗存。这两类遗存大致处于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之前，从而填补了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空白。
第二项共识是对广富林遗存与钱山漾二期遗存文化性质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该类遗存文化面貌特征明显，对其分布范围和年代也有了基本的认识，应该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按照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可以命名为“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的主体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文化，本地传统文化和南方以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也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
第三是对以钱山漾一期为代表第一类遗存的认识。这类遗存主要由大鱼鳍形足鼎、细高颈、绳纹深腹罐等为代表的特征性器物群构成。对于这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学者们也形成了部分共识，认为它与良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存在许多外来因素影响。
由于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存是新的考古发现，因此，在主要取得共识的基础上，部分认识也存在着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关于以钱山漾一期遗存为代表的第一类遗存和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这类遗存与良渚文化之间的突变是主要的，继承是次要的，所以它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另一种观点是，这类遗存包含了良渚文化因素，也有外来文化因素，处于文化发展的量变阶段，因此仍然处于良渚文化阶段，继承是主要的，变异是次要的。
第二是关于两类遗存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以钱山漾一期为代表的第一类遗存和以广富林遗存、钱山漾二期为代表的第二类遗存，两者之间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文化的早晚两个阶段。
第三是关于文化命名的问题。虽然多数学者认同广富林文化的命名，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命名为新的文化的时机还不成熟，或可将新发现的两类遗存暂时统称为“良渚文化后诸文化”或“后良渚文化”，而不急于给出确切的定名。
充分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分歧的存在为考古工作指明了今后工作的方向，以下几个方面将是今后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点。
一、年代学研究应该进一步细化。今后应该主要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法，排比年代序列和完善文化谱系，而系列碳十四样品的测试也是有效的辅助手段。
二、文化因素分析要进一步分类和量化。文化因素分析对探讨文化属性和文化组成有着积极的作用，对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存，今后应该以数量统计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类分析。
三、与良渚文化时期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同一性相比，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呈现更多的差异性，外来文化因素可能在部分地区影响多些，在另一些地区影响少些，对一些地区影响早些，而另一些地区影响晚些，因此在探讨文化变迁时应该充分考虑外来因素影响的不平衡性。
四、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研究起步不久，虽然目前还比较多地着眼于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但是决不要忽略对人类生产方式、生存形式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探索，至少应该将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新发现和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召开的，通过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同时也存在分歧，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会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将对今后的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张忠培先生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对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从学术发展来看，具有阶段性意义，从未来来说，具有历史意义。”（沪文）（2006年7月1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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