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欧美考古学界对人群移动在特定的时期对特定区域内文化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再讨论。这一新的理论热点强调的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变迁现象如文化的取代、消亡等，其原因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仅用本地区环境的变化或社会内部机制的转变所能解释得了的。在这种时候，就应该注意是否有新的人群的侵入，而这种侵入现象在考古学材料中是应该能有所反映的。总结近年来西方学者的理论探讨，我曾提出从五个方面来判断考古学材料中的人群侵入现象，即：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其文化特征应该与该地区同时代的遗址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与该地区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应该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该移民文化的母文化应该能够在其他地区找到，但由于创始效应的影响，母文化与其分支文化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但在总体上其渊源关系应该是明显的；一个移民文化在年代上应该总是比其发源的母文化要晚；如果一个移民文化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取代了原来的文化，那么其必有相当强的优势，这些优势可能是生产方式、军事技术、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并应该在考古学材料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
 
    以这一理论基础为参照来检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材料，我认为移民现象作为一个解释概念，可以用来阐释中国史前时期的某些重大的文化变迁。本文便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一，试图以最近的考古发现为基础，探讨人口迁徙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变迁的关系。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以良渚文化的衰亡最显著。学者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强调的因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