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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徙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变迁——从『广富林遗存』的发现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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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洪水或海侵）、内乱、过度迷信宗教。从广义的角度讲，这些因素都是发生在该地区的内在现象，都可以视为内因。直到最近几年，学术界并未认真讨论外来人口和文化的侵入对良渚文化的衰亡所造成的影响。在良渚文化之后兴起的马桥文化虽然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但由于学术界多认为马桥文化是从偏远的闽西北浙西南发展而来，其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差别太大二者无论在年代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断层。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对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广富林遗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并随后提出了所谓“广富林遗存”的命名问题，指出这是一个晚于良渚文化、源于北方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新移民文化发掘简报见《考古》２００２年１０期。广富林遗址发掘的主持者宋建先生据此认为，“广富林遗存”的文化侵入和来自南方的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一起加速了已经处在衰败最后阶段的良渚文化的灭亡（《中国东部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东方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集，３１９－３２８页）。这一观察已得到了越来越多新材料的支持。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广富林遗存”在环太湖地区的出现，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渗透，而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北方侵入的结果，即在良渚文化的末期，长江三角洲一带曾有大规模的人口从北方侵入，这些新人群所带来的新文化取代了良渚文化，造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三角洲社会和文化的重大震荡和变迁。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对广富林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集中在Ｉ和ＩＩ区。根据发掘简报，ＩＩ区是良渚文化的墓地，而Ｉ区则以良渚文化和广富林遗存为主。发掘者在Ｉ区的地层堆积中，观察到广富林遗存的地层叠压在良渚文化地层之上，前者的地层为４－６层，厚达８０余厘米；后者为７－８层，厚达５０余厘米。不过，根据简报中对广富林遗存的灰坑和遗物的描述，我认为７－８层也是“广富林遗存”地层。简报所报道的三个典型的广富林遗存的灰坑，Ｈ４３叠压于第７层下，Ｈ５３和Ｈ５５压于第８层下。简报所描述的典型的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如鼎、罐、瓮、豆等，绝大多数都是出自第７或８层的标本。因此，广富林遗址Ｉ区发掘范围内的地层应该都是“广富林遗存”的堆积物，其下部打破或扰乱了原良渚文化的堆积物。如此，“广富林遗存”的堆积厚达１米多，并包含较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反映其居民在此曾居住了相当长时间。
“广富林遗存”的物质文化与良渚文化最明显的差别是陶器群的不同。“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如鼎、罐、瓮、豆、单把杯等，无论在形态还是在装饰风格上，都与良渚文化的陶器完全不同。相当部分器物则根本不见于良渚文化。我完全同意宋建先生的观点，即“广富林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找不到渊源，是一种外来的移民文化，而其发源地是分布于鲁豫皖之间的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
其实，早在“广富林遗存”被辨认出以前，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和移民就已经被提了出来。张敏先生根据龙虬庄、周邶墩、南荡等遗址的发掘材料，提出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已经到了长江北岸。其中以位于江苏兴化戴家舍的南荡遗址最具代表性，其陶器群的特征几乎与分布于鲁豫皖之间的王油坊类型完全一致，移民文化特点非常明显。（《文物》，１９９５年４期）这一移民文化在江淮之间有较大范围的分布，表明其人口的数量是有相当规模的。在越过长江并到达太湖地区以后，他们便和良渚文化发生了直接碰撞。其结果正如广富林遗址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最终征服并取代了良渚文化，将自己的文化顽强地移植于原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内。
良渚文化的衰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过，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下所带来的冲突和压力应该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广富林遗存”发现于良渚文化遗存之上的事实，表明这些外来的北方文化具有顽强的征服和生存能力，他们在原来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带立地生根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殖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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