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以及成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则十分贫乏，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情况表明，当时社会已确实存在阶级，贫富分化明显。大、中墓随葬的玉石木器与陶器常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互为配套，显示出礼制初具特征。居址发现的一个扁壶上朱书的一个字符与甲骨文的“文”字非常相像，说明文字在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一座墓内发现的红铜铃说明当时已有金属制品。现在又发现了规格较大的城址，这就使陶寺遗址所具有的文明迹象更加全面了。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已经产生了阶层和阶级的社会中，城邑的出现可视为国家构成的充分条件。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诸多文明迹象的情况在同时代遗址中是罕见的。它可以视作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的一个典型。
第二、它可以作为我国尧舜禹时期社会已经进入初期国家阶段的标志。从年代来看，这座城址属于陶寺文明中期，按碳素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２１００年左右，正与我国史载的尧舜禹时期相当。从历史角度来看，史书所记的尧舜禹时期已经存在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当时已有司空、司徒等各种职官进行统治管理，有成套典刑维护社会秩序，有强大军队对外族实行征讨，可见社会发展已脱离了氏族部落阶段。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当时除陶寺城址之外，黄河流域还有王城岗、平粮台、孟庄、教场铺、城子崖、边线王等众多城址。而长江流域又有石家河、城头山等众多城址。内蒙河套地区则有阿善、凉城等城址。这些城址的出现，正是当时邦国林立，相互展开军事兼并、掠夺的反映。这种频繁且具规模的战争，必然促成国家的形成与君王权力的集中。再从陶寺城址的规模来看，它的面积在５０万平方米以上，是现知黄河流域最大城址之一。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也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基于上述时代背景与考古发现的状况考虑，应当把这座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象征。
第三、它为寻找我国初期国家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地区。据史书记载临汾古为平阳府，史家有“尧都平阳”和禹“又都平阳”之说，而晋西南又是“夏墟”故地。可是，过去晋南地区一直未发现与尧或夏初年代相当的城址。陶寺城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使人感到古史传说中实有真实的某些历史作为背景，这就较大地增长了大家在晋西南探索夏墟和尧都等华夏文明初期国家都城的信心。
总之，陶寺城址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出现的。它的发现，在时空两个方面都可以与尧舜禹时期的某些历史活动相联系，这就为探索我国初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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