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悬泉置），一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等遗址（居延、敦煌、酒泉、玉门）。墓葬则较简单，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天水秦简等皆出自墓葬。由于埋葬性质不同，简牍内容亦有较大区别。遗址简牍，大都是屯戍文档和驿传文簿，包括有诏书、律令、法规、各种籍账、官府文书、书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书。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史料都是原始的文簿，能与史书相印证，但史书中却无载，是最新的史料。它所反映的是自西汉武帝后期以来至东汉中期先后近２００年间河西地区的社会史，同时也可窥见河西以东之全国、河西以西至西域的基本概貌。如果说《史记》、《汉书》从宏观上记载了西北开发史的话，河西之简牍文献则从微观上记录了最原始的过程。二者有意和无意地留下了历史之真实。如马圈湾汉简中关于王莽时期出师征伐西域的史料，与《西域传》、《匈奴传》、《王莽传》互为印证。又居延新简中《甘露二年御史书》册，不仅证实了《汉书》记载之真实，而且填补了所载之不足。又如敦煌悬泉置遗址和简牍文书，使我们第一次找到了邮驿传置之机关，同时认识到了汉代邮政业之发达。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书中较多的保存着与西域往来之情况和从长安通往敦煌的邮路交通的具体路线及位置，而这些细微的记载是正史中难以获得的。有些文书更是校勘传本古籍的最早本子。如西汉平帝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对校勘《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以及弄清历代学者对上述三书的注解有着纠错订正之效用。除遗址简牍外，甘肃墓葬简牍也有其特点，从内容看有古书籍、医方、律令摘抄、官府文件和遣册等。其中以前四种为主，遣册少见。古书籍如武威《仪礼》，是一种很特别的本子，与传世诸本多有不合，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看法，据最新的观点，武威简本《仪礼》很可能是王莽改制的产物。又如天水放马滩《日书》，与云梦睡虎地《日书》互为呼应，代表着秦楚文化各自不同的风貌。医方如武威医简，既是传统中医的一部典籍，又是研究西北地方病的一本临床纪录。对研究中医史、中医理论和开发利用中医古方有重大价值。律令摘抄，如武威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是汉代曾实行过的尊老养老律令的选抄，这些律令在正史中也难以找到。又如甘谷汉简，是将一份完整的官府文件用之随葬。这些简牍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是很少能见到的。甘肃简牍，目前看以两汉为大宗，也有战国秦简和魏晋简，更有唐代吐蕃文、宋时西夏文木牍。时代跨度大、文书类别多，多种文字、多种质料的文书并存，是其重要特征。为此，甘肃简牍，是我国简牍学研究的主体史料，特别是汉简，是研究汉代史不可忽视的新文献。
４、青海
青海出简牍所知有两次。１９７９年，大通县上孙家寨１１５号墓出汉代木简４００余枚，经整理编缀，完整、较完整者２４０余枚。内容是有关兵法、军法、军爵律和其它古书籍的残目，对研究汉代兵制有重要价值。１９９６年，在都兰古墓中又出吐蕃文木牍。但尚未发表。
５、陕西
陕西出汉代竹木简有两次（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总数１１８枚。其中１９８０年未央宫前殿Ａ区１３和１６号房址内出土的１１５枚木简，是第一次在中央宫廷遗址里发现汉简，尽管内容较简单，但很有意义，意味着今后还会发现木简文书遗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１年在未央宫第２—６号、９—１５号房址等１２座遗址中出土的６万余枚骨签，尽管选材用骨质，但内容和性质与甘肃边塞遗址中出土的木揭是同属一类文书，是简牍的另一种形式，所以不能排除在简牍学之外。由骨签内容得知，这些房子是中央国家武库之遗址，骨签中所记载的不同形制、不同种类的兵器情况，与甘肃居延、敦煌汉简中的兵器簿又互为印证，为研究汉代兵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为此未央宫骨签的出土也是简牍发现史上划时代的发现。
６、河南
所见出土战国竹简一次（１９５７年），１４８枚。汉简一次（１９５６年），２枚。其中１９５７年发现的信阳长台关竹简佚籍和遣册是重要发现。佚籍是一篇对话体短文，其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的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和申徒狄的对话。该墓时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对研究战国时期墨子学派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同时竹简文字，对研究战国古文亦极为重要。除竹简外，在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曾多次（１９３０、１９３５、１９４２、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出土战国石制文书——温县盟书，其数量已达１万余枚。这些盟书均用石片写成，有石圭形的、也有木简形的，又被称为“石简”。内容记述了参盟者姓名和盟辞，与山西“侯马盟书”遥相呼应，成为研究战国史的重要文献。
７、山东
山东省也是常出汉简的地区，先后四次（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３、１９９９年）在临沂和泰州出土简７５１４枚，特别是１９７２年在银雀山１号汉墓出土的古籍影响最大，是墓葬中出古籍最多的一次。古籍种类亦很多，有现今流传的古籍，也有早就佚失的古籍。既有兵书，也有其它文化典籍，其中以兵书中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最为重要。证明这些书籍并非伪书。尤其是《吴孙子》、《齐孙子》的同时出土，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公案，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使自唐宋以来有人主张的《孙子兵法》是曹操删削而成、或以为是后人伪、或以为世无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的种种疑问得到了彻底解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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