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１０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２６万余枚（件）之多。
５、发掘与研究国际化 ２０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三次发现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为此，２０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
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阶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牍。第二阶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这两个阶段里，主要是外国人的采掘，成绩是发现了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发现地限于新疆、甘肃和内蒙。第三阶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展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重大发现连续不断，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过去之总和，而且出土地点亦非常广阔，简牍时代更趋延伸。可以说第三阶段是简牍的第二个大发现高潮期。充分显示了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丰功伟绩和简牍学研究的强劲势头。总揽全部之发现，按出土地区归之如下：
１、新疆
新疆是近世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先后１２次（１９０１、１９０４、１９０６、１９０９、１９１４、１９２７、１９２８、１９５７、１９５９、１９６９、１９８０年），在尼雅、楼兰、罗布淖尔、巴楚、吐鲁番等地共出土简牍、帛书、纸文书约１８１０余枚（件）。其中汉晋时期的汉文木简（包括残纸）７７２枚，魏晋时期的文木牍５７４枚，唐代吐蕃文木牍４６４枚。这些文书大多出于遗址，墓葬则少见。汉文简牍往往与纸文书共出，大都是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屯戍文档，最早纪年可溯至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４９），内容有古籍残文、官府文书、契约、籍帐、书信等。特别是１９２７年黄文弼的发现，找到了《汉书》所记载西域都护府所辖的重要生活供给机关——居卢訾仓的故址。使我们对汉通西域后经营管理西部地区的情况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魏晋简牍，往往与汉代简牍同出一地，又多有残纸文书，其纪年有魏明帝时奇王芳嘉平四年（２５２）、陈留王景元四年（２６３）；西晋武帝泰始二年（２６６）、五年（２６９）、九年（２７３）；东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０）和愍帝建兴年号的沿用“建兴十八年”（３３０）等。建兴年号只存５年，十八年是其延用，正值十六国时期，据甘肃武威出土的同类文书，得知是前凉张氏政权使用了此一年号纪年。楼兰出土相同的文书，证明西域自东汉衰败以后，至十六国时期，由前凉政权接管。文木牍，是该区最具特色的文献，除甘肃敦煌有少量出土外，它地皆无，内容大都是古精绝国的各种文书。从时代看，大都是魏晋之物，但１９８０年的发现，已将文的时代提早到东汉，从出土地点看，多集中于尼雅、楼兰两地。而这两个地点又是常出汉简的地方。尼雅与楼兰、汉简与文牍，二者紧密相连，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史实。吐蕃文木牍，尽管时代较晚，但又反映出另一种民族文化的遗存，与早期历史有必然的联系。为此，新疆出土的简牍史料，充分证明，同时亦明确告诉世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地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和大熔炉。自汉代来，由于汉文化的西进和汉朝廷的大力开发，促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逐步引进和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使之共同繁荣。故新疆简牍，不仅是研究汉代西部开发史的重要史料，同时更是研究中西文化史的宝典。对研究中亚史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２、内蒙古
内蒙出土简牍，包括残纸文书，主要集中在额济纳旗（汉代居延）地区。即１９３０、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两次发现的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该旗的行政区划，历史上多有变动，居延旧简（其中大半出自甘肃省境）出土时属内蒙所辖，居延新简出土时，又隶属甘肃管辖。历史上曾是一个地区。除居延汉简外，地处中心区域的黑城遗址，曾不断出土汉代以后，特别是西夏与元代的纸文书。早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就掘得大量古文书，１９１４年斯坦因也有获得，１９２７年西北考察团亦满载而归。这些被盗掘的文书，虽已发表了一些，但全貌至今也难以尽知。最重要的是１９８３、１９８４连续两次由内蒙考古所的大规模发掘。清理房子遗址２８０座，获得西夏、元代和北元时期各类纸文书３０００余件。内容有官府公文和民间文书两大类。另外有古籍残本、佛经残卷等。文种有汉文、西夏文、畏兀尔体蒙文、八思巴文、藏文、亦思替非文和古阿拉伯文等。这些文献是异常复杂的群体，虽然与简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与历史上居延汉简的发现仍有着某种关连，故列此备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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