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的考古遗存进行分期和相对断代。所以，类型学在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因为它可以回答时代问题、分辨文化关系、推测器物的用途并发现风格独特的生产方式。
器物分类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所谓的“原型”（ｅｍｉｃ）分类，也即“自然类型”，考古学家所分辨的类型力求与生产和使用者的类型保持一致，因此也被称为民俗学分类。二是所谓的“异型”（ｅｔｉｃ）分类，也即“分析类型”或科学分类，是一种用来解决特定科学问题和提炼文化信息的分类方法。
考古学家进行分类往往带有某种目的，而古代人群日常生活中器物的变化是有着其内在需要，考古学家可能很难了解器物变异真正的原因。而从根本上说，考古学家的器物分类可能和土著人看待各种器物的方式完全不同。比如，考古学家对区域间陶器形制异同非常感兴趣，并试图了解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影响，但是这种异同在土著人的生活中可能是根本不屑一顾的。所以，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自然类型”代表了了解文化原来的标准和生产使用行为的途径，然而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变异原因的不确定性，考古学很难做到“原型”分类。
一般来说，由于器物可能具有无数不同的特征，因此对于器物群也就可能有无数种的分类方案。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中极易造成分类缺乏标准和因人而异的状况。考古学家在进行分类时，一定要考虑哪些特征可以帮助解决他手头的问题，寻找他想了解的文化规律的线索，这种有的放矢地挑选标准来解决特定的问题，才是分类的根本目的。没有目标的泛泛分类，或者将类型学当作一种基本功来训练却不解决任何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类型学还是一种以特征鉴定为基础的经验操作，考古学家的“类型”相当于地质学中“标准化石”的概念，可以用来标志时代和民族身份。到了６０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建立的类型学方法结束了分类的无序状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先前所采用的“标准化石”的概念不再被视为分析的关键要素，典型器物的地位被工具类型的相对频率所取代。博尔德首先认识到量化分析的重要性，这不单单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而是将两项新的要素引入了考古类型学当中。第一，器物类型学和考古组合必须建立相互独立的系列。换言之，类型学需要有一个独立于任何具体文化组合的类型学标准，比如仰韶文化的类型学应当是一份涵盖所有仰韶遗址出土器物的目录表，然后所有个别遗址的出土遗存都必须参照这个类型目录表来制定，然后用量化的分析比较来分辨各个遗址之间类型的异同。这可以改变过去按典型遗址出土的类型作为参照标准的分类体系，使得类型学有了“质”的定位尺度和“量”的权衡标准。第二，类型学分析必须延伸到所有可辨认的变异式样，而不是仅限于少数典型或具有鉴定意义的器物。采用这种分析，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可以用一个表格就加以表述。有了规范的比较和参照体系，考古遗存的纵向和横向比较都可以获得一目了然的结果。
在确立了分类体系之后，类型学必须在“规范”和“变异”之间进行界限的设定。类型是考古学家界定器物界限的方法，但是器物本身又有各种变异的范围，所以类型学的标准也就是定义允许器物形制变异范围的工作。现在这种根据器物形制和技术差异而确立的类型学定义，越来越依赖于特征群测量和统计学数据的支持，而非个人主观的选择标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普遍器物的变异而非个别器物的变异作为定义类型的最终目标。有些分类者习惯于拆开特征来增加类型的数量，而有些分类者倾向于归类而减少类型的数量。所以，主观的分类过程必须更多依赖统计学的方法。统计技术可以告诉我们不同鉴定特征的百分比，显示这些特征群分布的随机或非随机意义。采用统计技术，我们可以对成千上万件陶片和石片的分布和共生关系进行观察和归组，而不是过去那样根据分析人员主观标准挑选个别典型器物来进行研究和比较。
总的来说，无论是哪类器物，不可能有一种统一的类型学标准。类型学应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分析工具，分类的标准以及归类的方法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人员脑子里想要解决的问题，随着考古学视野和探索领域的扩大，研究的对象已经从器物转向人类各种的文化遗存，类型学也就不再是考古分析的惟一途径。然而，人工器物仍然是考古发现的大宗，所以类型学仍然将在器物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类型学不应当再局限于过去那种为分类而分类的操作，而应当为“透物见人”的目标开拓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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