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考古学探索的范畴和所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限于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年。考古材料蕴涵着大量可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探索的问题。比如人口的增长和民族群体的形成、人口和疾病变化的历史、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和物质文化及丧葬习俗的关系、战争与社会及技术发展的关系、社会文化传统与美学和物质象征性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而言，考古学研究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因此，从今天来看夏鼐先生的广义历史学概念，也不仅仅是文献与考古遗存的研究和互补，而是马克思在《经济和哲学手稿》中所言的兼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统一的科学。

长期形成的编史学定位，使得我们田野工作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手段也乏善可陈。日积月累的原始材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过去认识的增长却不成比例。这是因为依赖经验和常识的认识深度毕竟有限，深刻认识考古现象因果机制的理论和方法又极其贫乏，一些器物和现象除了重复出现以外，对它们来龙去脉的认识仍然是个未知数。于是，如果缺乏文献帮助，考古学家所能做的编史工作除了器物的排列以外，仍然无法提供系统的历史知识。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现-古学多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正是在这种全方位信息提炼的基础上，考古学家们解读出世界许多地区文化历史发展的真相，重建起早已湮没的远古文明史的轨迹。我们应当明白，尽管中国的考古学实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考古学研究十分不同，但是学术的理论方法却是完全相通的。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实践过分偏重考古材料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没有意识到研究手段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在几十年材料的不断积累中，没有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来同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发表评论。有位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方法与美国３０年代的方法相仿，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这意味着，我们采用的方法自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面对西方学者的批评，我们自然会反讥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与种族优越感。平心而论，中国考古学确实和西方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别。我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上仍着眼于本民族的个案和悠久的编年史，但世界上的同类研究趋于更加注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研究立场的差异与其说反映了中外学者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考古学定位、学术价值观和科学思维上的差距。

单单根据考古学田野发掘和一些流行的分析技术来说中西方之间有７０年的差距有点夸大其辞，但是从学术定位和科学思维来说，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西方考古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水平则并不为过。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理论工作的前瞻性与指导性、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发掘采样的目的性、分析手段的严密性和检验过程的独立性等方面。中国考古学从目前的操作方式而言并不符合解决特定问题的科学要求。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只是观察的总结，而非一种科学的认识。

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他们试图更详细地了解过去人类是怎样生活的，社会为什么会兴衰，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形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哪些规律。从根本上说，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研究材料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将考古材料看作是为史料研究服务，显然使研究工作变成了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我们也不能因为文献易读而考古材料难懂而忽视考古材料所蕴涵的科学价值，史学和考古学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它们之间仅限于信息的互通而没有主次之分。

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学之间既不应是依附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而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必须具备其他科学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就是：（１）应当采用独立的方法来判断和检验科学理论与研究结论；（２）重视科学规律性的通则研究；（３）无法检验的表述不在科学阐释范围之内；（４）科学思维和实践应当独立于价值观与-行为以外来进行。这个目标应当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