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退休的当儿，我特别向您和所有这些助手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馆外的阿尔纳（Ｔ．Ｊ．Ａｒｎｅ）教授，我们这位博学的同行给予我的慷慨帮助，正同２５年前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一样。

我还要感谢……

我向你们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一个旧式的“老爷”，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家乡去，那里埋葬着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致意。

我真切地希望这个硝烟弥漫的世界能够很快迎来和平，整个中国也能沐浴在和平之中。

那时您将到远东开始新的研究，请不要忘记把我最热烈的祝福带给我们的老朋友们。

我希望您能够见到翁文灏博士，这个在战争岁月里为他的祖国鞠躬尽瘁的小个子的硬汉子。翁文灏博士将告诉您丁文江博士的故事，这个人您在哥德堡见过，他铁面无私、忠于友情，罕有人比。

您还可能见到傅斯年博士，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开朗而富有引力，且具备多方面的科学素养。您还可能见到以发掘安阳出名的李济博士和梁思永博士，后者使他令尊的英名更添光彩。也请代我问候祁延霈先生，是他１９３７年与我一起在西康开展研究工作。

我希望您还能见到多产的古脊椎动物学家Ｃ．Ｃ．Ｗｏｎｇ博士和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发现者的裴文中博士，是他解决了周口店工具之谜。

您将要会见多少杰出的学者！请代我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安特生先生。我个人体会，安特生所以能够发现仰韶文化并把它作为中国人的史前文化，某种程度上说，是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同情分不开的，这一点与他同时期的某些西方学者截然不同。遗憾的是，安特生并不真正知道，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伤害，他的年轻的朋友祁延霈先生已于１９３９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所尊敬的梁思永博士也因战争期间的颠沛流离使健康每况愈下，在此书出版十年之后，以天命之年与世长辞；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项考古工作周口店和殷墟的发掘也早已在“七·七”事变之后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