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主持了美国“考古学定位”研讨的詹姆斯·魏斯曼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本来打算亲自与会，但临时因故未能成行，特委托荆志淳博士介绍了美国考古学年会上考古学定位问题讨论的概况，作为这次会议的铺垫。詹姆斯·斯图尔门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从考古学的历史、定义、研究的目标与内涵、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依据；安志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它目前的学科地位以及考古学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仇士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谈了科技考古在考古学中的定位问题，他以碳十四测年为例，指出科技考古的具体操作、资料的解释等都需要和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等背景信息及研究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得出更加完整、科学和更有意义的认识；美国著名的地质考古学家拉普教授（明尼苏达大学）谈了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大部分考古学家越来越专业化，研究面越来越窄，没有多少机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应该改变目前考古学的教育体制，要扩大考古学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知识面，不要过早专业化，要让他们拥有实验室的经验，以应对２１世纪考古学发展的需求；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则认为，对于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人文科学的意识和素质尤其重要，科技考古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相对而言，从自然科学转过来的学生成长为科技考古的人才要更难些，因为学会对材料提出合适的关于人类行为与文化的问题比学会处理资料要更加困难；

没有与会的澳大利亚学者蒂牡·莫瑞（拉楚布大学）提交了书面发言，他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未来定位必须关注考古学理论的探索，理论是考古实践、认识论、形而上学和方法等的核心。西方的考古学史证明，理论对考古学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中国年轻一代中目前正普遍存在一种对理论的渴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关于理论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和考古社会学的讨论。

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以唐长安城圜丘和含元殿的发掘与研究为例，探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关系，她特别提醒大家探讨考古学的定位必须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联系起来，在考古发掘中就要考虑到资料的将来处理、展示，遗址的保护规划等问题，考古学必须融入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大潮之中。

殷玮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则认为，不管考古学如何发展，研究对象和内涵如何扩大，都应当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坚持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动摇。

唐际根、许宏、赵春青、王小庆、吴耀利、刘煜和日本学者难波纯子等也作了发言。

最后，王巍代表考古所对会议研讨的要点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