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考古所宫希成将皖南地区土墩墓遗存分为四个小区，并且发现这一地区的土墩墓自西周早期开始出现于漳河流域，战国时期土墩墓在皖南地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土坑木椁墓。

　　上海博物馆宋建对马桥文化进行了编年研究，他将马桥文化分为三期：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至四期；中期相当于商代前期；晚期则和殷墟文化早期相当。马桥文化晚期和后马桥文化衔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施劲松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南方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几点思考》的发言，对南方青铜器的断代标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三、　专题研究

　　湖北省考古所张昌平在《商代出土铜瓿概论》的报告中对商代铜瓿进行了较详尽的资料收集，并论定殷墟一、二期是商代铜瓿最为流行的阶段。

　　针对１９７６年在江西新干县中棱水库发现的青铜器，上海博物馆李朝远提出了若干疑问，他指出这批铜器中并无所谓的列鼎，它们的年代也可能早到商代而非原报告所说的西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刘绪对晋侯邦父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进行了考释，颇有创获。

　　肖梦龙在《吴干之剑研究》的论文中对吴国铜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江西省考古所刘诗中以发掘材料为依据，对青铜时代江南矿冶技术进行了复原研究。

　　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通过对楚墓的墓室和棺椁结构分析，总结出战国时期楚墓在“开通志向”上的某些规律，并认为“开通”的目的是为了给死者的灵魂提供在椁内移动的空间。

　　而日本东海大学末房由美子对长江流域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青铜铎进行比较后认为日本弥生时代的铜铎有可能是随着稻作农业由中国的云南、四川而传入日本的。

四、　青铜文化与青铜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高崇文、王迅、徐天进、张辛和孙华从不同的角度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进行了研究。高崇文首先分析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的祭祀文化，进而论述了这一地区由祭祀文化向礼制文化的转变过程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礼制特征；王迅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传统特征进行了归纳研究；徐天进则倡导在南方青铜器研究中的反向思维，即要强调南方铜器对中原铜器的反向影响；张辛从论证青铜器的礼器性质出发，认为三星堆遗存“与其说是祭祀坑，倒不如说是巫术活动的集中地或曰道场”，而“大洋洲遗存似乎并非大墓，而很可能是一处祭祀性遗迹，其性质与三星堆基本相类”，而“以三星堆和大洋洲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属于一种地方性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三代文明呈现明显的落后性。”孙华在发言中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述，他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四大期，并详细分析了各个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因素在长江流域的影响和变迁以及长江上、中、下游青铜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差异。

　　江西省博物馆彭适凡则对吴城文化和三星堆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这两个青铜文明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的影响，而且相比之下，吴城文化受中原的影响较之三星堆文化更为强烈。

　　此外，日本学者安田喜宪和福泽仁之就古气候和环境的变迁对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可能影响进行了研究，而两位印度学者Ｋｈａｒａｋｗａｌ Ｊｅｅｗａｎ和Ｓｈｉｎｄｅ Ｖａｓａｎｔ则介绍了印度青铜文明研究的有关情况。

五、　概括与期望

　　邹衡、严文明、俞伟超和李伯谦四位先生分别在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发言。

　　邹衡先生在发言中主要回顾了南方青铜文化的研究历史，中原和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南方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严文明先生则以《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题作了发言，从宏观上分析了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并从长江和黄河流域文明关系出发，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俞伟超先生在《长江流域青铜器传统的文化变异》的总结发言中对这一地区的青铜器传统进行了宏观而又具体的考察，并由此对南方地区古文化和古族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论述。

　　李伯谦先生在总结发言中首先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论题和论点进行了扼要的评述，进而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他同时强调在今后研究中应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并重，并且要注意多学科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