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初,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北宋东京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探明了宋东京城遗址,逐步揭开了神奇的开封“城下城”之谜。之后,又相继开展了汴河故道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至今已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1981年,我们在勘探宋东京外城西墙和东墙时,在今开封市西郊土城村南和东郊火葬场大门的西侧,分别探出了汴河上的西水门和东水门遗址,为汴河遗址的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1984年8月,古州桥遗址的探明,为寻找汴河遗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座标。之后,又经过10余年大量的考古工作,现已能大致勾勒出汴河故道在今市区附近的流向和位置:汴河由西北方向自西郊土城村南的西水门入东京外城,然后向东偏南方向分别流经开封大学东北角、汽车三运公司搬运总站南侧、中药厂厂区南部、针织内衣厂西分厂东北角、开封衡器厂院内、纺织器材厂北部、西环路消防队院内,至二建综合加工厂,再由小西门北侧的汴河西角门入东京内城,向东沿向阳路北侧、包公祠北侧、包公西湖中部、市供销社、电影公司、后河街、皮革大世界沿线至中山路的州桥遗址,再向东经鼓楼区文教局、胭脂河生活小区北部至宋门南侧的汴河东角门出东京内城,再折向东南流经东郊煤厂,至火葬厂附近的东水门出东京外城,最后沿今惠济河的北岸流向陈留、杞县等地。
我们还利用SH—30型工程钻机对汴河故道的多处地段进行了地层解剖,基本搞清了其地层堆积情况。
北宋时期的汴河河床距今地表深约9—14米,明代断流前的汴河河床距今地表深约7.5—11米(因地点不同而深浅不一)。河床的宽度,州桥遗址两侧为16米,其它地段约14—23米不等。 北宋时期,汴河在进出东京城时,与外城、内城相交,共有四座水门,其中有三座位置已大致探明。
汴河东水门 1981年,在勘探宋外城东墙时,在今开封市火葬厂大门的西侧,探明了汴河上的东水门遗址。该遗址南距外城东南角约730米,南北宽35米。
汴河西水门 1981年冬季,文物工作者首先在今开封市西郊南郑门村的北侧,探明了外城西墙上的新郑门遗址,随后又在新郑门遗址之北约910米处探至一处城墙缺口,缺口平面呈对称的曲尺形,南北宽约25米。该缺口即为汴河的西水门遗址。
汴河西角子门 1990年春,在南距今开封城墙西南角约920米处的墙体内侧(小西门的北侧)探明了汴河故道的一段,该段河道与城外由二建综合加工厂处延伸过来的河道相对应,联系到今明清城墙西墙与宋东京内城西墙相叠压,因而可以判定该探明区域西侧的明清城墙之下即应为汴河西角子门遗址。
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汴河横贯东京城,在城区内外共有十三座桥梁:“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次曰顺城仓桥,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曰下土桥,次曰上土桥,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次曰州桥……西去曰浚仪桥,次曰兴国寺桥(亦名马军衙桥),次曰太师府桥(蔡相宅前),次曰金梁桥,次曰西浮桥(旧以船为之桥,今皆用木石造矣),次曰西水门便桥,门外曰横桥”。
在以上十三座桥梁中,只有州桥已被探明,并已经过考古试掘。1984年8月,开封市政工程公司在大南门里中山路中段修筑大型下水管道时,在原市皮鞋厂办公楼的东侧探明了古州桥遗址,继而又对其进行了考古试掘:桥址位于中山路中段原市皮鞋厂(今皮革大世界)大门前,南距小纸坊街东53米,北距大纸坊街东口50米,东西分别距州桥百货楼和原皮鞋厂办公楼各0.3米,桥面距今地表深约4.3米。形制为南北向砖石结构的拱型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保存基本完好。
至于汴河在东京城区内外的其它十二座桥梁,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以及结合宋城遗址及汴河遗址的钻探资料,目前亦有部分可基本界定其位置:如虹桥位于开封市东郊屠府坟村与阎李塞村之间的惠济河北岸;横桥位于开封西郊土城村的西南部;西水门便桥位于开封大学的北侧;大师府桥位于二建综合加工厂附近;相国寺桥位于胭脂河生活小区与大相国寺之间;上土桥位于宋门的东南侧;东水门便桥位于东郊煤厂附近;顺城仓桥位于火葬厂的东南域。其它的几座桥梁,由于所做工作有限,尚难以界定其位置。
北宋时汴河横贯京都,对东京城的城市布局和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从宫城南门宣德门向南,经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的“御街”是当时全城的中轴线的话,那么,“御街”与汴河相交的州桥一带,则应是东京城的正中心。另外两条“御路”也在此交汇,一条从州桥向东经宋门到新宋门;另一条由州桥向西经郑门到新郑门。从宣德门前到朱雀门的州桥一带,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宫廷广场。当时的许多中央衙署和政府部门也沿河而建,如著名的开封府就位于汴河北岸。汴河和其它河流环绕城区,在与城内街道的相交处出现了众多的桥梁,如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于京城之间,使其在宏伟之中不失秀丽,从而颇具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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