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字运动在-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37年，上海《语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的《肤施(延安)来客谈》谈到：“据说新文字在陕北的历史，还不过一年多。……现在那边扫除文盲的工作中，新文字已成为顶主要的工具。……在那边，私人的通信、墙上的标语，甚至机关的公文，也都有用新文字的。”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成立，新文字运动逐渐进入高潮。1940年８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中国青年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都增设了新文字课。1940年11月７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等为名誉理事，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为理事。1940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布告，规定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据当时的边区资料记载：1941年１月15日，延安市、延安县新文字实验区的冬学结束，全区共办了56个新文字冬学班，有1563人参加了学习，平均上课50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780个文盲学会了拉丁化新文字，达到能看书、能写信的程度。冬学后平均每户有六七个学会新文字的人，比识汉字的人多两倍。发表于1941年5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的吴玉章《关于新文字运动的一封信》回顾了陕甘宁边区进行新文字教育实验的全部情况。

    晋察冀边区的新文字工作晚于陕甘宁边区。1940年12月，晋察冀边区新文字研究会在河北平山成立；1941年6月，成仿吾等成立新文字学会，不久扩大为协会，一批批文化战士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文字运动之中。他们开夜校，办报纸，印讲义，上述几件关于新文字运动的文物就是当时这场文化运动的历史见证。

    《新文字初步》，非正式出版物，宽14厘米，长约19厘米。彩色纸油印本，封面为粉色，装订简陋，裁切粗糙，有卷边。1941年3月27日翻印。内文共分九节，分别从字及其发音、拼音法、音节、词与词的连写法、界音法及习用缩写字等方面介绍了新文字的学习方法。

    《新文字讲话》，长20厘米，宽12厘米，厚0.8厘米。为线装竖版油印本。封面右侧竖书书名“新文字讲话”。扉页为版权页，除中文竖写书名外，还有拉丁化新文字拼注的书名：SIN　WENZ　GIANGXUA，出版时间为1942年4月，出版单位：“晋察冀边区文化供应社”。全书共分八讲：字母、拼音、鼻音母音、复合母音、音段和界音法、词儿的写法、几个文法上的问题、几个专门问题等。

    《北方话的新文字小字典》，前卫出版社出版，1942年。封面污损较严重。长14厘米，宽10厘米，线装，页码有缺，正文仅余94页。此书是学习新文字的工具书，分做两编，第一编1～29页，为由拉丁化新文字检汉字，按照拉丁化字母表的次序排列；第二编33～94页，从汉字检拉丁化的拼法，按照汉字的偏旁部首排列，因残缺仅到“食”部。这本字典以北方话为语言基础，具有很强的地区适应性，是当时边区群众学习拉丁化新文字的非常实用的一部工具书。

    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为1941至1942年，正是新文字运动在晋察冀边区蓬勃开展的时候。其中《新文字讲话》原是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在延安各地收效很大，极受新文字干部的欢迎，因此翻印了介绍给晋察冀边区的学生青年和干部同志。同时此书编者在《前言》中提出希望：“如果我们一星期学习一讲，两天作一次练习，两个月就（可）以学完。……在第三个月我们要开始应用新文字吧！用新文字写日记，做笔记，写信给同志们也用新文字。以后自己继续运用新文字，把新文字教会中国人，造成新文字的环境，把新文字变成每个人不能缺少的工具。”文末还针对北岳区方言提出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理论和文法问题，号召全边区新文字战友们讨论研究。

    解放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建国后的语言文字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摸索了工作经验。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这场延续近30年的运动才告结束。它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是重大而深远的，而那些以满怀热情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字运动的可爱的人们更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的。

    最后，用刊载在《新文字讲话》里、著名诗人田间的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Sin　Wen　Z　SH　1　Shou（新文字诗一首）
Zai　Changbaishan idaidi difang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Zhungguodi  gaoliang（中国的红高粱）
Xuansh zai xyuli shengzhang（还是在血泊里）
Ige iyuggyn,Zai da fengshali（一个义勇军，在大风沙里）
Qima zouguo tadi giaxiang（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Xuilai（回来）
Dinhendi toy（敌人的头）
Guazai（挂在）
Tieciangshang（铁枪上）

（2007年3月7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