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风向竿，应是竖立在军中或船上，依靠竿上所缚之鹅毛或鸟嘴所衔之幡以辨别风向。而《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四根木竿却是立在桥头处，也未见鸟嘴中有所衔之物，显然与“五两”有判然之别。周先生认为将风向鸟置于木竿上，鸟随风转，鸟头所指即为风向。真不明白，此鸟下部安有何种装置，能让鸟身如此灵活地随风旋转。并且，我们知道，作为相风鸟安置在船樯之上，是为了随时观测风向，以便调整船帆。试想，将风向竿竖立在虹桥两端，等到船员看到它时，已近靠岸，还有望风的必要吗？事实上，从漕船眺望虹桥角处的四根木竿，别说看准鸟头的方向，恐怕就是鸟身也相当模糊，如何能依此辨别风向。 我们认为，这四根木竿竖立在虹桥两端街口处，应是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北宋东京街道上的“表木”，或“表柱”，起着道路“红线”的作用，以防止“侵街”。这是宋东京封闭的里坊制走向开放的街市制的产物，在中国古都规划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北宋时期，作为都城的开封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房屋侵占街道的所谓“侵街”行为，非常严重。如宋太祖时期，曾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宋史·魏丕传》）。当然，宋廷不能容忍这种现象，曾颁布有“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宋刑统》卷２６《侵巷街阡陌》）的法律条文，但是“侵街”行为屡禁不止。开宝九年（９７６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１７）。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授崇仪副使”（《长编》卷２１）。宋真宗咸平五（１００２年）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阁门 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长编》卷５１）。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恢复旧有的禁鼓昏晓制度，同时按照一定的距离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严禁建筑位。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７９记载，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年）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长编》卷１０１）。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十一月甲辰又“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长编》卷１１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民，盗凿阪以自广”（杜大《名臣碑传琬琰集》卷１３），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正是由于多年的“侵街”行为，导致了开封城内“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局面。至北宋末年，从张择瑞《清明上河图》上看，沿街建筑鳞次栉比，应是多年“侵街”行为的结果。
宋廷所立之“表木”，尽管并未制止住“侵街”行为，但是为“侵街”建筑的认定及拆除，提供了标识与范围。并且，从谢德权“约远近，置籍立表”来看，北宋东京街道上应有不少起着道路红线作用的“表木”，为时人所关注。宋廷在虹桥角下竖立四根“表木”，起到防止“侵街”与“侵河”双重作用，张择端将其入画，以代表宋东京城内众多的“表木”，是颇具匠心的。
最后，也许读者会问：为何“表木”之上安置一只鸟？再看图中木竿之上的鸟，它长颈高足，非普通之鸟，应是古人心目中的凤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凤，神鸟也。”在古人看来，国家太平盛世时，凤鸟就飞来了。据传，周武王伐纣时，即有“凤鸣岐山”之事，寓意着上帝要兴周灭商。凤鸟成为一种人们盼望见到的祥瑞，故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因此，宋廷在东京开封街道上的“表木”之上，各安置一只凤鸟，除了象征太平盛世之外，让世人望见，也图个吉利吧。
（图中“ 0”者是为“表木” ）
（2005年10月19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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