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越来越影响考古活动与考古学的形式，这都证明了——

　　考古也是一种公众活动

　　考古学界的大事之一——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揭晓（《中国文物报》2003年4月18日）。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评选邀请了参评发现项目的各位考古队长到北京来现场进行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现场为评委和听众答疑，并现场进行评选揭晓。从1991年至今，经过这样的程式，考古发现不仅更好地被同行所分享，同时也逐步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供更多的人品味，考古新发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考古知识的建构，与当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和资讯时代互动。

　　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们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需求急速升温，科普——包括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考古学界对考古科普的探索也几乎形成一种热潮。一些大科学家都开始到诸如北京图书馆的大讲堂去做关于考古学的知识讲座，更多人则尝试编写专门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著作。

　　刚刚去世的贾兰坡先生很早就出版了关于北京人的科普读物并被翻译成外文；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最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总结了毕生研究所得，被他自称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是向大众的一个交代；另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的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先生主编《考古探秘》，许多大考古学家撰写小文章，讲述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王仁湘先生策划并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系列丛书，一共出了40余本，并且获得国家图书奖。

考古学界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这一事业的广阔前景。　　

现在，这种对考古学的兴趣开始向纵深处发展，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纷纷参与进来。

　　另外，与考古有关的专题片也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引进一些国外著名的考古节目。音像店里销售的与考古发现、地理探险有关的光碟种数也在不断增加。

　　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众与媒体的积极参与，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但也会严重影响考古学作为一种学术的独立。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应该往回撤，而只是表明——

    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

　　考古学对自己的定义是：透过调查、发掘、分析和研究与过去人类行为和生活有关的物质遗存，来达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目的。考古学家通常认为自己工作的程式是：发现——整理——分析——解释。进入大众传媒的资讯时代，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在2003年3月29日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说：

　　“以考古学传播作为会议的名称，作为会议的主题，这恐怕还是第一次。……科学出版社的同志刚提出这个动议时，我自己也很犹豫，拿不准该不该参加协办，冒这个险。后来和几个朋友交换意见，又经过认真思考，才认识到，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会，不仅必要而且也很适时。”

　　这样一个心理过程正代表了中国考古学主流开始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家对于知识进步、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以及普及考古知识、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对考古学持续发展的重要的环境支撑作用。

　　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这与“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是一样的：如何向社会、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会上已经有中国的考古学家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有考古学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日本参加考古发掘期间工地定期举行考古发掘现场发布会的情况。日本的这种发布会主要是面向当地居民，用通俗生动的形式告诉他们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所进行的工作的内容和该考古遗址的价值所在。当日本的考古学家被问道是否喜欢这种发布和表演，而日本考古学家的回答是：这是考古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告诉当地民众他们在这里进行着怎样的工作和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是考古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不存在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其实在国外公众考古学并不是新鲜的玩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就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美国考古学中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在让考古学家感到为难的同时，也极大地升华了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显学。

　　公众考古学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更是任重而道远。而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

　　几年前，人们还主要是透过书籍来进行考古知识的普及。现在，面向一般读者甚至专门面向孩子的考古学刊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例，与考古知识普及有关的刊物将近十余种，除了著名的《国家地理》、《发现》以及《科学》等经常发表考古普及文章之外，还有几种专门的考古学普及型刊物，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发掘》（Dig）、《发现考古学》（Discovering　Archaeology）和《美洲考古》（AmericanArchaeology）。它们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大旗下分别锁定不同的读者群体，比如《发现》专门面向孩子，引导他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正确理解。

　　考古学是人类知识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可以认为，这些关于人类及其文化自身的知识，是我们应对未来各种复杂挑战的主要资本；可以预见，在资讯与知识经济时代，对考古知识的渴求仍然是迫切的。因此，对于普及考古知识，以下几点可能尤其需要注意：

　　1、考古学家应该将普及考古知识当作一种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身体力行；

　　2、加快对考古资料的消化和发表：提高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和考古资料的资讯含量；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发表与共用，完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提高考古学家的研究水准和对资料的解释能力。

　　3、不断探索考古知识转化和普及的形式与方法，既要善于利用传统的考古学写作形式和知识载体——考古报告、论文、综述性著述、普及性著述等，同时也要学习利用广播电视等声像媒体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扩大考古知识的表述手段和传播范围。

　　4、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同时注意社会的反馈，在知识互动过程中提高考古学家进行知识创新的能力。

　　把公众参与纳为考古活动的一个环节，让考古学与考古活动参与建构公众知识与社会心理，这就带来另一个永恒的话题——

    考古学与公众知识的契合点

　　一般而言，公众难于理解考古学这种内在的魅力。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结果，是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那些先于考古而存在的理论模式在与考古学交锋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获得了那种令人慑服的时间与物质性力量。

　　初生的经典阶段的考古学曾经是人类知识价值革命的重要源泉。在19世纪的西方，考古学与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大发现一起，完成了对神创论世界体系的最致命的痛击，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的巨手中解救出来。在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解决了信古或疑古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

　　这是考古学与公共知识水乳交融的蜜月时期。此后，东西方传统考古学的命运都无可挽回地式微了。

　　其实，考古学与公共知识的契合，不在于媒体和考古科普的有无，也不是简单如英译汉或者汉译英那样的话语转换或诠释。考古学根本没有必要放弃自己那种冷冰冰的物质性、巨大的时空场以及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正是考古学的立身之本），透过媚俗、放弃自己和迁就公众这些大众传播时代的惯用伎俩，透过对一门严肃科学的釜底抽薪，来谋求在当代人文精神与知识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早期考古学对公共知识和人文价值的贡献，来自于考古学与当时世界知识结构的契合，因为早期考古学的诞生，原本就是当时世界知识结构与世界观转型之要求和压迫的产物——考古学兢兢业业地回答了人从哪来（在西方的历史境遇中）和中国从哪来（在中国文化价值要求中）的问题，从而非常自然地加入了当时知识进步的大合唱。由史观今，当-古学也只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老路，并在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双重轨迹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知识生长和契合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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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这样的新的知识契合之点是否存在？回答是理所当然，否则，考古学这门与人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便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它是什么？两条轨迹的交叉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说，经典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演进过程时空框架的建立。当殷墟、二里头、龙山、仰韶、裴李岗等不同阶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和谱系基本清晰以后，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大体完结，揭示中国国家、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三大起源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

　　现在似乎正是一个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体系行将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个性的最后时刻。这不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传统同样在衰微和没落；这是传统让位于现代、分散让位于一体化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且为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新的文明出现的必然代价。如果我们试从文化演进的整个历史中去寻找合理等量的参照，那么就可以发现，类似的变革实在不多。虽然文化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但是，这样级别的、涉及到世界各主要区域、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还只有后冰河时代的农业革命及由此导致的各早期农业中心的文明化运动或可堪比。

　　因此，在20世纪之末的世界，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潮起潮涌的今天，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彻底、系统地清理传统文化的遗产，在最漫长的时空体系中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合理、等量的参照。

　　在此，有必要再次铺陈一下历史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历史实实在在的继续，而未来，不过是现代人在现代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中所作的取舍——虽然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取舍尚属可疑，但是文化的宿命性却决定我们必须取舍，而且只能选择唯一——未来在踏进现代的一瞬间，就由种种可能转变为唯一的可能，就成为历史链条上有机的一环。历史可以说就是一连串的被选择了的可能性的累积。因此，在这里不存在重复而只有启示，在这里相似的不是事件而是机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寻求一劳永逸的结论，而是每一个现代在面对未来时必需进行的心智操练——历史性是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从最根本之处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只要真正抬起腿来迈向现代的门槛，关于传统与国故的争论必然如影相随。世纪之初如此，世纪之末仍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也许应是，上述这些向我们暗示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运作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暗示着在当前的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传统寻根中存在的某些方法论的误区——那就是对这一传统诞生过程及其机制的忽略与短视。

　　通常的看法是，春秋战国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的老人。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夏商周三代不但存在，而且其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明确说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已经形成；三代均由不大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入主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即已出现；从仰韶开始直到夏代，以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的波澜壮阔的数次史前文化整合运动，对“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夏商周以族为本的立国与扩张机制，奠定了中国滚雪球一般膨大、融合的最初机制和中国文化连续性等重要特性；这一机制透过商周的分封——一种文化结构的复制和增生，得到普遍推广与认同，透过秦、金、元、清立国与加盟，得到翻版、再现和充实。以往我们过于注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的重大意义，其实农业革命以来的村居、城市和国家的发生与特点，曾经依次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结构的演进与形成的重要力量，西周的分封制度起到了将这一文化结构复制放大的催生作用，才为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争鸣、融合、深化与巩固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早期演进过程及其建立的机制与文化结构之中。这一漫长过程与机制的最后澄清，应是经典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再次焕发人文价值的最佳入口。

　　考古直播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组合，它包含着天然的矛盾性。……考古学科的高度的专业性使得传媒的报道往往只能在“事后”跟进。在考古界取得自己的学科内的确认之后进行报道，而无法变成直击式的报道。但今天的电视直播考古则根本上改变了媒体的功能和考古的功能。……这种将考古戏剧化或传奇化的行动当然是并不具有学术意义的。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的满足。直播考古不是为了考古的发现，而是为了取悦电视的观众。而盛大的活动中的考古学者仅仅是一些类似足球解说员式的角色，而电视机中的奇观的出现则提供了一场有趣的对于历史的通俗剧式的想象的追寻。　张颐武《媒体与考古：奇迹或炒作》（《日本新华侨报》网路版）

　　考古直播：危害重重

　　在抚仙湖下考古电视直播中，某著名主持人的焦急、抱怨、诱导专家当场定论的企图，使媒介在“考古新闻”报道上的急功近利昭然若揭。媒体“考古新闻”“散布——澄清——再散布——再澄清”的“操作模式”，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必将使受众对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产生信任危机。考古新闻现在已经是“简单的寻珍觅宝和媚俗的时尚表演”，用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脱离实际的夸大其词，去吸引百姓的关注。这些新闻为他们编造的有关古代宇航员、失踪了的超级文明等类的荒唐故事，使公众中容易上当的人们通常成为误导或明目张胆的欺骗性新闻的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有的专家在媒体的诱导下盲目乐观，将大约五年才能完成的水下考古说成五个月就能结论，而直播现场考古“办公”做结论的治学方式，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　《解析考古新闻“秀”》（荆楚在线　www.cnhubei.com）

　　考古直播：追问人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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