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先秦时，这种厚葬之风就受到谴责，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墨家和道家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和嘲弄。关于墨子和庄子对厚葬强烈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传统被儒家称之为“礼”而保存下来。“礼”被某些人解释为“仪式”，被另一些人说成是“礼节”。但这个“礼”字的本义比“仪式”或“礼节”广泛得多。实际上它是儒家宣扬的一种关于古代中国盛行的风俗和举止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把“礼”作为法典始于周公，他是周朝创建者周武王之弟，儒家学派的偶像，传统儒学中崇拜的圣人之一。

    在前九次安阳发掘中，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也不能认为小屯的埋葬是精心设计的，尽管在一些未被盗墓者掘过的墓中发现了精致的青铜觚形器和爵形器。第八次发掘(1933年)在殷墟附近的后岗首次发现大墓。在此梁思永发现了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相迭压的堆积。第一个后岗大墓被揭开后，发现此墓几乎被盗空。然而这一工作第一次表明，通过系统的调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1931年以后安阳田野考古工作者对他们常遇到的“夯土”的结构与外观都很熟知了。后岗大墓揭开后证实，在营建大墓时也使用“夯土”技术，这就提供了一个指示线索。安阳考古队通过艰苦工作和田野经验的积累，找到了在附近地区探索殷商墓遗址的钥匙。

    同时，尽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盗宝的传统仍未消戢。在安阳，虽然中央研究院的发掘由于当地政府的保护而无阻碍地进行着，但非法猎宝和盗墓仍比比皆是。与西方国家一样，东方猎宝的传统也无视法律和宗教：只要哪里埋有珍宝，猎宝者就像夺金子似地冲过去。

    早在北宋时，安阳就以出青铜器闻名。科学发掘一开始，立即引起一些外国报纸的关注。《伦敦图画新闻报》以较多的篇幅刊载安阳发掘情况，遂引起世界上对此广泛注意。这种宣传的恶果之一是怂恿私人挖宝，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国的传教士中。非法的猎宝活动遍布华北各地，在安阳每当我们的有组织的发掘一结束，非法的猎宝者立即活动起来。侯家庄王陵正是由于这种猎宝活动而被首次知晓的。这一发现的细节资料已完全失落。但东京根津艺术博物馆的三个分别高为七十一点二公分、七十二点一公分、七十三点二公分的器形奇特的蚕，深深印在每个参观者的脑海里。尽管水野清一在他的殷墟青铜器编目中没有提到它们，但众人都说这是安阳出土的器物。安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早在1933年，侯家庄附近私人挖掘出大量青铜器和其他珍品，最为有名的是三件不知形状、体积很大的青铜器，它们随即在古玩市场上被卖掉，使主要挖掘者成了暴发户。虽不知详细情况，但分赃者决不会像赃主那样守口如瓶。因而，发不义之财的消息不服而走，广为流传，不仅附近村庄妇孺皆知，而且安阳市里也纷纷传说。研究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到不少关于这次“幸运挖掘”的情况。田野队的年轻考古学家行动起来，把这消息向发掘队的负责人作了汇报。时间是l934年10月，此时梁思永领导的第十次安阳发掘正在筹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