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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在历史上的两种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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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里克山，东有东山。不过与北京相比，乌鲁木齐“风水”尚逊色一筹。一是北面的红山太矮，很难挡住北风，军事价值也有限；二是山南河东这片地方不够开阔平坦。但历代只把乌鲁木齐作为军事重镇，也还算差强人意。
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的乌鲁木齐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左右，敦煌千佛洞的道士在打扫佛窟时，发现墙壁壁画上有一裂缝，由于敦煌石窟是沙岩结构，引起了道士的特别注意。他们经探入后发现，墙壁的内部是空的，于是揭去泥皮，便出现一处石室，室内藏存时限垮度长６００年的晋—宋１０多个朝代的经卷文书。这就是今敦煌十佛洞１７窟内被称为“藏经洞”石室的来源。
由于封存的文书年代久远，上下限的时间间距很长，这对我国历史的校正、补充、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敦煌千佛洞已没有佛教信徒看管，而是一个叫王圆 的道士在此主持，他立即报告敦煌县知事，要求派辆马车将这批文书由千佛洞转移至县衙门。当时的县衙门竟不能提供运距在２５公里的运输车辆。因此，后来这批文物的精华竟落于帝国主义国家文化强盗之手。
从光绪３３年至民国１４年１９０７—１９２５）间，匈牙利人、法国人、 日本人、俄国人、瑞典人、美国人的“考古队”都纷纷把魔手伸向敦煌，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掠夺了其中大量的文书。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光绪３３年（１９０７）间，他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在喀什雇了个叫蒋孝婉的人，做他的走狗，掘坟盗墓，发掘我国文化遗址中的文物。他们在行进路上，听到敦煌发现了古代文书的消息后，马上由新疆出发赶到敦煌。斯坦因知道一个外国人要想从中国拿走一批文物，亦非容易。于是便和蒋孝婉编造了一个骗局，说玄奘曾托梦于他，要他将从印度取来的经文送回印度，道士王圆 被这个鬼话所欺骗，收了斯坦因五百两银票的“布施”，５００余份手抄经卷就这样轻易地被斯坦因骗走。
接着，一个精通汉文名叫伯希和的德国人，在新疆也在搞觊觎文物的活动。这个人在北京住过，曾与清朝皇亲载澜相识，载澜流放迪化、伯希和在迪化见到载澜时，载澜正翻看藏经洞的古籍。当伯希和问起藏经洞发现了古代文书的事，这个家伙竟将藏经洞的原委告诉了伯希和。伯希和马上来到敦煌，由于这个人汉语程度很高，王道士竟然让他进入藏经洞内挑选经卷，伯希和用了２０多天的时间，翻阅了每一份经卷和写本，选择了其中的精华读本，只留下５００两银子后欣然而归。
俄国人鄂登堡亦于民国三年１９１４从王道士那里拿走一部份手卷，并剥走了部分敦煌壁画。美国人华尔纳于民国１２年即１９３２在敦煌用化学溶液剥走１２幅敦煌壁画，此时敦煌的文物被盗已引起我国人民的公愤。当第二次华尔纳来到敦煌准备大干一场时，众多的敦煌人都拿着锄头把等着他，他只好悻然溜走，这才保留下来在今天令世界瞩目的敦煌文物。
１９８９年７月，笔者有幸随同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前往敦煌博物馆学习业务的同志一同去敦煌考察。
敦煌文物管理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的同行特别优待，开放了很多从前不曾对外开放的洞窟，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笔者一一进行了笔录。
在陈列于敦煌博物馆内的一件唐·天宝初年（公元７４２）手抄地志残卷复制件中，发现有轮台（今乌鲁木齐）的记述，这本手抄地志（残卷）正是１７原窟藏经洞中的文书。
残卷自右向左竖排，对轮台记述了７个字：“轮台”“三” “二百五十”。但没有计量的单位。与其他地区名称下相对应的是“乡” “户数”。据此可以推断，唐代轮台有人口集中相当于“乡”的三个地方及相当于“户“的家庭单位２５０个。
唐开运二年（公元９４５），刘昀编撰的《旧唐书》注有如下文字：“轮台都护府，１６番州之一，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可以相互印证，启发我们对唐代乌鲁木齐的认识。
稿源：《新疆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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