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乌兰木伦遗址的石制品总体上属于小型石片工业组合,在技术和类型上同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有相似之处, 这说明乌兰木伦遗址预示着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曾经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石器类型的丰富,直接反映出当时古人丰富的生产生活情况。此外,遗址地层的第2和第6层中,发现多组石制品拼合组合,证明该遗址曾是古人制作工具的场所,在发掘中筛洗出的大量石制品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碎片也佐证了这一论断。
4. 关于乌兰木伦遗址古生物化石的特点。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为从遗址出土的3400余件古动物化石研究分析后初步确定:在乌兰木伦动物群中,以披毛犀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马、河套大角鹿、双峰驼、牛、仓鼠和兔。从动物群的组成来看,乌兰木伦动物群属于“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带有明显的草原特点。其生活时代处在晚冰期中相对较暖的时段,水草丰美,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注: 北史·杨椿传》:“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夺。”《说唐》第一回:“觅了所房子,与 莫氏 一同居住。]和生存。此外, 在乌兰木伦遗址各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有所残缺的骨化石上面观察到很多由于工具的打击作用留下的切割、砍和剥片以至于修理的痕迹,骨片和制作成型的骨器数量也相当多,反映出了乌兰木伦遗址古人类在气候环境变化下,所采取的与狩猎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情况。
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乌兰木伦河下游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采集到古生物化石60余件,可辨认的有披毛犀牙齿、牛角、鸟类化石、螺壳等。本次调查表明在乌兰木伦河下游也分布着旧石器遗址,在地层中也有石制品、动物牙齿化石、烧骨和炭屑等遗物发现。
三、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性质和意义
在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遗物的数量与内涵之丰富,再加上多学科专家的共同研究与大量先进的考古研究设备的使用,使乌兰木伦遗址各种遗迹、遗物的信息记录更为完善。特别是在内蒙古包容性极强的草原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拓宽与深入,更加凸显了乌兰木伦遗址的稀有潜力和独特的研究价值。
各界专家共同认为:
1.乌兰木伦遗址的时代正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阶段,很多类型呈现出原始质朴又相对发展的面貌。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及其与古人类的具体对应关系尚不十分清楚,整个分期体系仍有待完善,乌兰木伦遗址旧石器的丰富遗存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对这个重要学术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2.乌兰木伦遗址正好填补了贾兰坡先生提出的华北旧石器两大文化体系中“周口店[注: 震惊中外的发现“北京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大量事实表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北京人[注: 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中国直立人”或“北京直立人”,拉丁文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遗址——山西峙峪系”体系中的很大空白。乌兰木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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