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做到这点不简单，也非常可爱。嵇炳前就要求我们到部队了解了解，见见这个战士。我们就到了军区工程兵-部，见到了王副主任，请他给我们找一找雷锋是哪个部队的。王副主任说，雷锋这几天就在沈阳，要到辽宁师范大学作忆苦报告。他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
“我们两个一商量，决定现场去感受一下。雷锋到大学作报告那一天，我们俩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听到雷锋讲自己的苦难身世，心里难过得受不了。雷锋不仅讲过去的苦，也讲党对他的培养，讲他现在的工作。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这时口号突然响起来了，‘雷锋的苦就是我们的苦，雷锋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一个同学领着喊完，另一个同学又站起来领着喊：‘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那个场面太激动人了。这场报告对我们俩来讲，首先解决了情绪感染问题，都觉得这个战士实在可爱，他不仅仅是个节约的典型。会后，我们又和雷锋直接交谈。他谈吐很实在，他带了３本日记和笔记。我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很注重学习，嵇炳前那天也听了报告，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工程兵宣传部的赵志华、摄影员张峻，他们多次接触过雷锋。我们听了他们介绍的情况，接着又上了雷锋的连队，当时连队的指导员是高士祥。他对这个战士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介绍这个战士的特点，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助人为乐，说他对人民很有感情，对老同志、对工人、对农民用行动表达了一种自发的感情。部队发了４块月饼，他送到职工医院。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他就把２００元钱送去。”曾经有过争议雷锋做的这些好事，早已为广大群众所传颂，但有的人至今也不理解。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甚至整天和雷锋在一起的干部，也怀疑过雷锋做好事的动机。
佟希文、李健羽继续对我们说：“连队也有干部持相反的意见。有的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个时候我们写东西很小心，就有意识地让持有两种意见的同志坐到一起交谈，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了半天，一开始，赞同雷锋的人就占多数，通过交谈，原来对雷锋有些看法的同志也逐渐转变了。团里的韩政委是个抗战时期的干部，他说：‘有点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大家在一起交换交换就好了。’要说谁是发现雷锋的伯乐，当属韩政委。他本身就是一个‘活雷锋’，他自己家里很困难，还给灾区捐款。可是，宣传雷锋时，他不让别人写他。前些年他去世了。他的先进事迹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
“那时就有工读学校，也有少管所，有的孩子是戴着红领巾进去的。大家已经意识到对青年一代教育的重要性了。所以我们感觉到，‘雷锋是党的好后生’。后来我们写的通讯题目就是这样的。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国际环境也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感觉到，只要有党在，有-骨干力量在，有雷锋这样的好后生在，国家就能稳如泰山。”雷锋成了东北的“一团火”佟希文、李健羽继续告诉我们：“稿子写好后，我们给嵇炳前看。他又拿给当时的沈阳军区-部主任杜平看。杜平独具慧眼，看完稿件，挥笔写下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几个字。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６日，这篇稿件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总社、《-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杂志、《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但各报发表的标题都做了修改。《-报》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刊登在第二版，题目叫《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调门最高的是《前进报》。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嗓子都哑了。大家都说雷锋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激动的场面。雷锋那个团在抚顺市，抚顺市青年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报纸上宣传了不少学习雷锋的好青年。后来我们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干锤百炼》，讲雷锋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另一篇叫《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反映雷锋在青年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雷锋的名字在辽宁基本上是家喻户晓，并对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雷锋之死佟希文、李健羽继续回忆道：“真是巧了。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正是雷锋牺牲的那一天，我们从广州往回走，回来后就听说雷锋因公殉职了。当时我们一下子难过得说不出话了，感情上真吃不消啊。后来听说团里要给雷锋治丧，抚顺市很重视，工、青、妇都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和送灵。追悼会是在望花区一个大礼堂里办的。当时礼堂里面装不下，外面人山人海。送葬路上挤满了人，街道两旁都扎上了白花，也是十里长街啊。我们对毛主席‘虽死犹生’这句话感慨很深，认为雷锋是够得上的。听过他作报告的人，他直接帮助过的人，从报刊、电台上了解他的人，都自觉地向雷锋学习。这样，没等上面号召，辽宁很多地方，都自发地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了。雷锋部队的人大有不够之感，只要是和雷锋相处过的，就请他们出去作报告。团里要办雷锋展览，抚顺市委书记沈越听说后，带着市委宣传部长直接找到团里，要求一个月把展览布置好。还说，要钱、要物都保证，一个月后他作为第一个观众来参观。”对这段过程，了解最清楚的还属陈广生。这位老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雷锋活着的时候，陈广生为了采写雷锋的事迹，曾跟车采访，他把雷锋的助手小乔打发下车，他坐到雷锋那辆车的驾驶室里，跟雷锋拉粮运菜，长途奔波，顺带进行采访。１９６２年春天，陈广生曾为雷锋写过一篇３７０００字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草》，军区工程兵-部打印若干份，分送有关领导和军内外报刊编辑部审阅。这年初夏，陈广生在军区组织部听到雷锋被内定为国庆观礼代表的消息，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雷锋不知做了多少回进北京见毛主席的梦带着欣喜的心情，陈广生去营口改写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不料，８月１５日下午，团里韩政委叫人打电话告诉他，尽快赶回来参加雷锋的治丧活动。他怀着沉痛的心情连夜返回驻地。在医院雷锋遗体旁，陈广生泪流满面。他听到雷锋所在连副连长说：“你死了，不如我死了……”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翻腾的也是这句话他参加了治丧小组的工作，同组织股长一起给雷锋写悼词，他又去租礼堂，写挽联，筹备追悼会，向各有关单位、部门、人士发讣告。开追悼会那天，不请自来的学生、工人、居民特别多，小礼堂根本装不下，为了让门外的群众能听到追悼会的情况，陈广生亲自扯线爬到门上去安了个大喇叭……
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建设路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听到雷锋叔叔牺牲的消息都大哭了一场，他们派代表到部队来提出：“我们见不到雷锋叔叔，也要看看他用过的东西。”韩政委当场答应：“一定要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遂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陈广生。陈广生选定空置的营房，领十几个人粉刷四壁，然后把雷锋的遗物：大到皮箱，小到鞋带，用过的武器，读过的《毛选》，日记本和笔……一件件展出来，陈广生还分别在绿胶合板上书写了说明词，然后请两个小学的同学们来参观。这个展览一下子轰动了学校、工厂纷纷组织人来参观，应接不暇。共青团抚顺市委领导看了以后立即建议把展览搬到市里，增加图片，在更宽敞的环境里展出，让更多的人从雷锋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紧接着沈阳市也复制了一套在市文化宫展出；北京军事博物馆也来了人，提出雷锋是军人，他的全部遗物原件要由军事博物馆收藏，遂全部展品搬到北京展出，照原样复制了一套留给了抚顺。
在宣传上，《抚顺日报》捷足先登，最先请陈广生给他们撰写雷锋的事迹材料，这就是在《抚顺日报》上连载了２４天长达５万字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
佟希文、李健羽何尝不是这样﹖看到人民群众渴望宣传和学习雷锋的热情，他们激动得不得了，赶紧给总社汇报：雷锋的影响很大啊，希望能继续报道一下。后来，《辽宁日报》记者彭定安和陈广生两人又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叫《永生的战士》，署名是“陈广生、波阳”。这篇文章不仅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中国青年报》、《人民工兵》杂志也都相继转载了。
佟希文、李健羽两人谈道：“这篇报道是在雷锋死后，反映雷锋最充分的一篇。《辽宁日报》还选登了一些雷锋日记，搞了些杂文，影响相当大。《人民日报》也跟上了，派了一个编委叫张超。他是１９６３年春节前来的，当时离春节只剩１０天了，叫我们赶紧拟一篇雷锋的报道。由于这一年多，我们在前线，没有对雷锋做追踪采访，手头材料不多，就又派了两个同志，一个叫甄为民，一个叫雷润明，他们都是新华社辽宁分社的，我们就分头下去采访，在大年三十把通讯赶写出来了。很快以《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为题，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还发了大半个版的日记。”周总理谈雷锋佟希文、李健羽同志接着说：“一两天后，《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打电话给我们，说刊登雷锋事迹的报纸发出去当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灯下读了这篇稿件，总理亲自给吴冷西打来电话。总理说：雷锋是个好战士啊，要估计到这个战士影响很大，需要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总理还说到，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过，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的﹖吴冷西要求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先把事实核对好。
“我们都行动起来了。军区让《前进报》社政工科长董祖修组织人整理雷锋日记，因为要的很急，雷锋日记全拆开了，整理完以后又让印刷厂整理复原。现在这些日记都有存档，我们也听有人传说，雷锋日记是有人模仿笔迹写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都清楚。《雷锋日记》的原稿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至于《雷锋的故事》，那也都是真事。在调查和整理雷锋事迹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有旁证材料，是有据可查的，确实没有‘水分’。至于后来有人一会儿说他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又说他是改革开放的典型，还搞出一个什么雷锋的‘恋爱史’来，这些我就不知道了。”“军区同时还把雷锋的事迹汇报给军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专门指示‘要好好宣传’。
“有了罗秘书长的指示，《-报》赶紧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记者陈广生的长篇通讯《伟大的战士》。《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周总理题了词。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主席的题词在全国各报发表。有了毛主席的题词，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
“现在看来，雷锋的宣传突破了我军历史上所有英模宣传的格局，这不是哪个人要突破的，是群众的推动，群众要求向雷锋学习。毛主席题词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上下的心愿相当一致，所以，向雷锋学习就能学得起来。”中南海的思虑中南海，这里风景秀丽，曾是封建皇帝娱乐的场所，然而现在居住的却是一位人民的公仆。他的卧室和书房连在一起，床上摆满了书。枕头上还打着补丁。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得知了雷锋的事迹。周总理也打来电话，向毛主席推荐了雷锋。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有关雷锋的报道，在屋子里激动地踱着步子。早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这位巨人的身上，又一个中国普通士兵在他的胸中激起阵阵波澜……
毛泽东这位在少年时代就立志指点江山，建立大同社会的革命家，在一连串胜利的锣鼓声中，没能控制住脚下的节奏。于是，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飞速变迁出现了，想一夜之间跨入-主义的“大跃进”出现了。然而，这一切并没给人民带来“吃不完、喝不完”的财富，也没带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生活。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失误，正准备在庐山那个“神仙会”上纠“左”的时候，却不料历史长河在这里打了个回旋，竟对敢于直言的彭德怀以无情打击，展开了一场比１９５７年反右还要可怕的反右倾斗争。
这时，自然界的灾害，蒋介石的反攻大陆阴谋，帝国主义的-大合唱，“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一齐向年轻的共和国袭来。
狂风暴雨使共和国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也使共和国领袖和普通的老百姓在现实面前冷静了下来：不能再“热”得发昏地蛮干了。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
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年轻的共和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互敬互爱，助人为乐。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意识到：雷锋，一个普通的名字，在人民中如此响亮。既然人民认可他，那他就一定会有益于这个时代。
毛泽东深情地对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
罗瑞卿回来后就对总政的同志说，毛主席这样重视，我们还不抓紧吗﹖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受命起草了总政关于《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活动》的通知。总政还编发了《雷锋日记》，由-文艺出版社出版。《-报》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９日发表了题为《像雷锋那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社论。在这之前，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光荣称号。罗瑞卿为“雷锋班”命名大会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毛主席题词经过一贯重视宣传典型的《中国青年报》向团中央报告，要求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同志的活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这位长征时期的红小鬼，在办公室里激动地跳了起来，“雷锋太好了”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任总编辑，如今已是两鬓如霜的邢方群激动地回忆：早在１９６３年２月初，学雷锋的春潮便已在辽宁等地涌动，许多报刊报道了雷锋的事迹。当时《中国青年》杂志一位记者在辽宁亲眼目睹了群众自发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便加紧采访，掌握了包括《雷锋日记》在内的大量素材。《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一致认为雷锋是个时代的典型。但是怎样宣传呢﹖显然，杂志要想后来居上，就要更集中一些，更有深度，更有声势。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和研究，决定出一期学雷锋专辑，并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大家又有点犹豫，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会不会题词﹖最后大家认为，毛主席非常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宣传雷锋不会不支持，便决定试试看。大约在２月中旬，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请求题词的信，派人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过了两天，编辑部便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询问主席有何表示﹖回答是主席还未有什么表示。又过了两天，再打电话询问，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说，主席已答应题词了。编辑部告诉办公室的同志，杂志在３月１日出版，能否请毛主席在２月２５日前写好，出版时间需要一周。２月２２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主席题词已写好，请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来取。杂志社的惟一的华沙轿车立即出动，他们捧回了毛主席的题词。大家那个高兴劲呀，就别提啦。想动手摸摸，又怕弄脏了。随后赶紧制作了镜框，将题词镶了起来。
据毛主席当时的秘书林克同志回忆说，毛主席先让秘书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林克回到办公室，经过思索，拟好十余条题词，内容大致有：“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主义风格”等。２月２２日，毛主席将他写好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神采飘逸的亲笔题词交给秘书林克说，学习雷锋不是学他哪种先进事迹，也不止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有了毛主席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又研究，是独家发表，还是与其他新闻单位一同发表。经研究，大家认为：毛主席虽然是为我们题词，但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我们不能一家“垄断”。编辑部向上级作了汇报。罗瑞卿指示：定在３月２日，由新华社统一发表，各报同时刊登。这也是为了照应《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第二天见报，杂志来不及，题词毕竟是应杂志社请求题的。
后来，因其他宣传的需要，罗瑞卿又指示各报３月５日见报，《中国青年》杂志出版时间不变。
“此人懂得一点哲学”５月的西子湖，春光无限好。既是-家，又是文学家、诗人的毛泽东被雷锋的日记吸引住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向他推荐过这个小战士的日记，说雷锋日记写得好。
５月１１日，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话锋一转，谈到雷锋，他说：“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领袖感慨中露出几分赞许。在座的领导同志跟着毛主席几十年，很少听到过他对哪个人做出“懂得一点哲学”的评价。一个普通的士兵享受如此殊荣，使人们对这位士兵的认识更深了一层。
１９６３年的春天，年轻的共和国，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复苏，日理万机的共和国领袖们，有多少大事要做。但是，他们的目光几乎不谋而合地聚在了“雷锋”这两个字上。
一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老青年工作者，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眉飞色舞。他们说：“我们拿着雷锋的事迹，找中央领导，谁看了谁说好，请谁题词，谁都欣然挥笔。”不少人只看到周总理那脍炙人口的四句话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早些时候写下的另一则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请军报的同志推敲推敲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姜思毅中将和《-报》社原社长吕梁同志，回忆了周总理题词的故事。
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一座小礼堂里，许多领导同志来这里参加周末晚会。周总理也来了。休息时，周总理径直向休息室走去，并把姜思毅找来，对他说：“我要给雷锋题词，请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姜思毅当即把总政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精神汇报给总理，供总理参考。总理略加斟酌，写下了现在人们熟悉的那四句话。
过后，周总理又找到了当时的《-报》副社长胡痴，对他说：“我征求了总政同志的意见，写了几句话。但感到奋不顾身这句和前面的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几句不太对仗，请军报的同志帮我推敲推敲。”胡痴立即打电话给军报值夜班的吕梁副总编辑。吕梁和夜班的同志深为总理这种一丝不苟、不耻下问的精神所感动，立即逐字逐句地斟酌。提出了许多设想，比来比去，大家认为还是总理的题词对雷锋精神概括得比较准确，有点不对仗无伤大雅，便给周总理回了电话。周总理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好吧，就这样，照你们的意见办。”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晚上，天全黑下来了。军事博物馆的同志忙碌了一天，正准备关门离去。突然，一辆小车驶进院内，从车中走下来的竟是周总理。总理劳累了一天，连晚饭也没吃就赶来参观雷锋事迹展。在大厅里，总理一边看，一边听解说员讲解。在陈列着雷锋生前穿过的袜子的展柜前，解说员介绍说：“雷锋同志的这双袜子补了又补，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周总理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哦，听说了，听说了，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无产阶级本色值得学习。”解说员考虑到总理工作繁忙，为了不多占用他的时间，只选用几条有影响的雷锋日记作介绍。可总理却指着那些没念的雷锋日记说：“你念，你念。”他一边听，一边戴上眼镜，站在旁边仔细地看。解说员有的地方念错了，总理便帮助纠正。辨认不清的字，总理就一字一句地琢磨，然后告诉解说员。参观即将结束时，总理问：“怎么没看到雷锋最后一篇日记呢﹖”解说员急忙领着总理到展览厅里找。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他又急又愧。可总理丝毫没有责怪他，还是那样和蔼。当总理准备走出展览厅时，一位同志把雷锋的一本日记拿来了。这本日记上有雷锋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０日写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指示的心得体会。
周总理接过日记，站在展厅门口一气看完，轻轻地把日记本合起来，掂了又掂，交给那位同志，然后满意地离开了军事博物馆。这个动人的情景，在军事博物馆雷锋事迹展览厅里悬挂的巨幅照片上就可以看到：总理穿着灰色制服，笔直地站着，仰着面，神情专注地看着雷锋的事迹图片。
中国-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当时都为雷锋题了词，其中还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陈云。还有那个后来自绝于人民的林彪。
这么多的领导人为一个普通的士兵题词，不约而同地把他的精神当做一面旗帜举起来，这在中国-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然，中国-党的掌舵者正在心中勾画着一个像建设新政权一样建设精神道德大厦的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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