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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秦始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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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 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 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 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 ，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 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 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 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 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 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 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 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 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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