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时过境迁，昔日对秦始皇的批评又不合时宜了，于是郭沫若不得不对秦始皇的评价再作修正。１９５６年他在校阅剧本《筑》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比。”１９５９年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 此时，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显然已转向正面。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５０年代郭沫若对他的古史分期理论再作调整。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最终落在了春秋战国之交，这使得秦始皇再次以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面目出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算什么，我们超过了他几百倍。郭沫若在他作于６０年代初期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就表示：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焚书并不多”，“其焚书最多者实为西楚霸王”，“何能归罪于始皇耶”？更为牵强的是，郭沫若还说“又始皇收天下之兵器，毁之以为钟锯，所收者乃铜而非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紓紡矠《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在１９６１年正式结集出版前，其内容已先行连载于《人民日报》的副刊。《论秦始皇》一篇在总共７７条札记中列在第８，其反应十分灵敏。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直白地表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并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除了表示“肯定秦皇功百代”，“十批大错明如火”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郭沫若学术观点之多变，说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与-的结合过于紧密，-形势一旦变化，为其服务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不得不变。学术若是完全迁就于时势便会丧失其独立性，而以现实-的需要与否为其唯一度量。郭沫若晚年对《坎曼尔诗笺》的明显作伪视而不见，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现大都已为学术界所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