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称帝不值得纪念，倒是《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二百周年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好好纪念纪念。

　 1789年6月20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各类赋税与奉献，凡未经议会正式明确批准者，在全王国各省份概予停止”。国王无权决定税收，只有议会可以决定税收，就这样，国王与国民议会的矛盾激化了。7月1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解除了主张税收权在议会的财政总监内克的职务。7月12日，巴黎街头出现成群结队的示威游行，工商业者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7月13日，示威群众冲进了荣誉军人院，找出2．8万支枪和几门大炮，满大街追打皇家卫兵，到晚上，巴黎城被起义者控制。但是，巴黎城中巴士底监狱的炮台仍然威胁着巴黎。7月14日，常务委员会派人到巴士底狱，要求监狱官德·娄侯爵撤除大炮，遭到忠于国王的侯爵的拒绝。进攻开始，4个小时后，巴士底狱被攻克。以“谁有权决定赋税”为起因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全面爆发，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纳税人的权利之争。矛盾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谁在税收上说了算。起义者认为，只有纳税人才有权决定税收。而国王认为，只有国王和贵族才能决定税收。

　 法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工商业者想自己决定税收和法律，农民想抢贵族和教会控制的土地，他们团结了起来；而国王、贵族、教会绝不愿意丧失自己的传统特权，他们也联合了起来，你对我绝不宽容，我对你绝不手软，双方就这样拉开了以税收权和土地权为核心的你死我活的血战。

　 1792年9月22日，统治法国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成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贵族被四处追捕，来不及逃跑的、“长得白嫩肥胖的人几乎都上了断头台”。

　 国王和贵族被打倒了，共和国建立了，并不意味着稳定了。保皇党人在各地掀起暴乱。城里的贫民无套裤汉们没有从革命的胜利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也不满了，他们要继续革命，成立了疯人党，搞起了平等派密谋，要求一切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革命团体中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对贫民的主张抱有好感，政策上开始向贫民妥协。工商业者急了，他们感到处于保皇党和平等派的夹击之中，他们希望一手继续打击保皇党，彻底终止封建专制，一手镇压贫民暴动，建立起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他们呼喊“结束革命”。

　 1794年7月27～28日，代表工商集团上层的“热月党人”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党人被逮捕，平民起义开始被镇压。1795年10月4日（葡月），巴黎再次发生暴乱，“热月党人”派出拿破仑。拿破仑把大炮拉到了城里，管你们是保皇党人还是平民起义者，一通炮轰，控制了乱局。10月26日，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选出了督政府，督政府的施政纲领是：积极对王党作战，同时镇压一切乱党，构建和谐统治，重建和平和秩序。因“葡月镇压”的功劳，拿破仑被督政府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督政府想“结束革命”，但却结束不了，全国一片混乱，动荡不宁。1799年11月9日（雾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12月15日，签署《告法国公民书》，称“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提出的若干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

　 热月党人、督政府想干的“结束革命”的事没有干成，到拿破仑手上干成了。1800年8月21日，雾月政变后不到10个月，拿破仑下令成立由四名委员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委员必须在同年11月内完成民法起草。起草委员会竟然按期完成了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民法草案，共召开过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任会议主席并参加讨论就有97次，可见他对此法典的重视。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这段时间，他一边积极参与法典编纂的讨论，一边高效率地应对险恶多变的国内外局势。

　 可以说，法国革命的真正结束不是在“雾月政变”这一天，而是在1804年3月21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转化成了法律制度，他比督政府那帮呼喊“结束革命”的人强多了，他以一部严谨的维护法国大革命精神原则的法典真正地“结束了革命”。《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波塔利斯强调：“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财产使我们的存在生动活泼、延伸扩大。”规定财产权和有产权的相互平等关系，是《拿破仑法典》的核心。法典确认了农民占有贵族、教会的地产的合法性，确认了工商业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全面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贸易，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承认自由迁移、转业和离婚的权利等等。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农民的土地权、工商业者财产权和自由贸易的权利，都全面得到了保护，怪不得历史学家称，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皇帝，是现代欧洲制度的根本奠基者。拿破仑以后，法国又经历了复辟、四次共和国和一次帝国的动荡，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但是，变来变去，谁也不敢把《法国民法典》给变掉。1814年7月，法国君主制复辟，路易十八登上王位，但是，这位复辟国王根本不敢动《法国民法典》，以至于历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指路易十八）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拿破仑人走了，制度却留了下来，复辟上台的国王路易十八只能无可奈何、老老实实地坐在《拿破仑法典》之上。拿破仑的制度原则，不仅在法国生根开花，而且花种还扩散到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拿破仑的-生命，其实在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时，就已经完成了。这以后他乱七八糟的称帝和征战行动，除了给诗人们留下一些浪漫的咏叹之外，给民众留下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外，没有太多正面历史意义。拿破仑自己对此似乎也非常明白，他在临死前说：“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这样咏叹：“当生命已有了真正的收获，余下的岁月不过只是病态。”这两句诗如用在拿破仑身上，似乎也是合情理的。

　 拿破仑是伟大的-家和立法者，他有能看清自己历史任务的清晰的眼光，他有能实现自己认定的历史任务的坚强性格，他明白大革命流血的成果必须转化为制度化的保障，他明白必须推动法兰西民族从落后的农业民族转向富强的工商业民族，他知道工商业社会需要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他知道工商业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他知道《拿破仑法典》是他自己对历史的最好交待。

　 我们说，有了《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有了穿越时间的永恒的成功，他的这一生算是极圆满了，就算是他昏了头要当几年皇帝，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