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两个人直接冲突的原因则在与北伐与是“联省自治”问题。最早提出“联省自治”的正是孙文本人。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孙文尚在法国，称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於-上万不宜於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倘以一中国君主而易去满洲君主，与近世文明进化相背，决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也。”(1)《全集》第一卷第562页。在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书时亦明确宣布：“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2)（同上第二卷第2页）。可以说联省自治最能体现共和精神。如此而想，孙文的宣誓于领袖确是有可能形成独裁，故不容于共和精神。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制并以武力统一中国。可见此时的孙文已经不再持有联邦政制共和之想。1922年6月3日，蔡元培暨北方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请孙中山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14日，粤军全体官兵通电响应，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全国和平统一。胡适等人公开支持陈炯明。究其时局宪政各省自治情况如何？谭延铠于1922年1月1日在湖南开始实施“省宪”，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政府诸多省照般湖南模式，省议会制蔚然成风，县长民选已经开始。可以想象的到的是，如果此宪政共和成功，那么现在的中国恐怕也是民主国家了，面貌自是大不一样。历史不容假设。陈炯明等主张联省自治，孙文则靠其本人威望，逆流而上，终於酿成「六一六事件」，即「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造成平民死伤祸乱百姓的则孙中山。孙中山先得粤军总指挥叶举的警告走避永丰舰。粤军仅开土炮「三响吓之」，从而缴械解散总统府守军。六月十七日下午，以孙则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含永丰等七舰在内午后一时半和午后五时，两次炮轰造成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

　　事后，孙北伐遇阻，乃思良将。孙中山本人也很欣赏陈炯明，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3)（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经汪精卫、吴稚晖等多人调和，终未成功。究其原因，则为一纸悔过书。陈拒绝写悔过书，颇有点威武不能屈之感。后来吴代陈炯明悔过，跪于孙面前，孙亦谅陈。孙文有点小气了。

　　客观而论，「联省自治」乃一和平统一的手段，若成功，后人则福至，从当时情况来看，未尝不可能。孙中山在后来抛自己主张的「自治省联邦制」，发展到提倡中央集权制，实乃一退步。

　　陈炯明在孙去世时，亲写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去世时，吴稚晖写的挽联：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回首往事，不胜嘘叹，唯法制非人治才是我等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