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弟弟李世民，建成不听，终于后来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太子被杀，魏征被俘。李世民对魏征早有耳闻，派人召他来说：“你离间我兄弟，居心何在?”魏征坦直地说：“皇太子如果能听我的建议，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见魏征果然象人们说的那样，就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后李世民做了皇帝，唐太宗就拜魏征做了谏议大夫。
魏征被重用，有许多人反对，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说：“那魏征原随李密，后跟窦建德，再后辅佐隐太子，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太宗李世民说：“那三个人确实都失败了，但他们失败的原因里，有主要的一条就是不听从魏征的意见。”众人才不再反对。这话传到魏征那里，魏征喜逢知已之主，非常感动，就去见太宗说：“河北道有些官员将领，是太子和齐王(李世民之弟李元吉，玄武门之变与太子李建成一起被杀)安排的，陛下虽已诏示天下，过去的一概不究，但这些人还心怀惶惑，以臣之见应派人去安抚，使他们知道当今皇上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这样人心安定，有利大局。”太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就派魏征去办此事，魏征带人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见一队人马押着两个囚车，走近一看，魏征认得被囚之人是隐太子的禁卫军官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他们是被地方官吏抓住押往京城的，就对副手说：“皇上有诏，原东宫，齐王府的人一概不究，如今又有人被囚，我等再去晓谕，谁还能信?”副手建议魏征写奏章送往朝廷，魏征认为那样时间太久，就决定把他二人放了，副手赶紧说：“大夫以前曾在东宫，这样做不怕有个人的嫌疑吗？”魏征慨然地说“我不能考虑个人的嫌疑，而置国家利益不顾。”于是把皇帝诏书给压解军官看，下令放了李志安和李思行，并写了证明材料让军官拿回交差，这件事一传开，那些惶惑的人立即安下心来，纷纷上书太宗，表示忠心。太宗非常高兴，更加亲近魏征，常把他召到寝宫，不拘礼节地与他长谈。又升他为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 魏征性格耿直，又身为谏官，又得太宗不计前嫌破格地重用，因此敢于直谏，据理为争。由于长期战争，兵源减少，唐太宗把征兵年龄由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改为十六岁以上，要强征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强壮男子入伍，由于命令得大臣签字，魏征拒绝签字，负责征兵的封德彝把魏征反对征十六到十八岁壮男的事告诉了太宗，太宗非常生气，召魏征问为什么?魏征说：“失信于民。”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蠲免征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部门还在催交；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交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太宗醒悟了，取消了征兵的命令，并对魏征说：“我原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有人告魏征包庇犯罪的亲属，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查明是诬告，温彦博对太宗说：“事虽无存，但空穴来风，都因魏征不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有人诽谤，他也有可责备之处。”太宗就让温彦博转告魏征“今后注意形迹”。魏征听了转告后对太宗说：“君臣同心，是为一体。如果上下都考虑形迹，怕担嫌疑，又怎能做到一心为公?臣不敢奉诏。”太宗突然醒悟，敢忙说：“是朕错了。”魏征又对太宗讲了良臣和忠臣的区别，太宗认为很对。太宗又向魏征问：“为君主的，怎样做是明君，怎样做是昏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举了大量事实来证明，太宗很赞成他的话。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它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它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632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中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有一次，太宗召见大臣在丹霄楼平台上饮酒，长孙无忌喝了几杯酒，一眼见到了对面桌上的魏征和王珪，想起了魏征平时对皇帝的态度，认为魏征太过分，就借着酒劲说：“魏大人，王大人，我们原先不是仇敌吗?谁能想到我们今天竟坐在一起亲亲热热地饮酒?”这句讽刺话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听不出来，太宗敢紧说：“无忌醉了。”无忌说：“谁醉了?我说的是实话。”太宗让人把无忌扶了下去。散宴后，太宗留下魏征和王珪喝茶，委婉地对魏征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魏征说：“如果当场不坚持，恐怕再改就麻烦了。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而有言。’如果臣当面许陛下，之后再进谏，这就是‘退而有言’，能说是对陛下忠心吗?”太宗听了笑着对一旁的王珪说：“人们常说魏征轻慢，可他心口如一，我觉得他倒很妩媚。”
魏征敢犯龙鳞逆圣听，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纳谏，同时也说明魏征不只是敢谏，还善谏，故他的意见多被太宗采纳。他善谏主要表现在善于抓住要害，且陈述得有理有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太宗认识到按照魏征说的做会有很大的好处。
魏征对唐太宗做有妨碍进谏的事也能及时进谏。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637年(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书，就是出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唐太宗生长于隋末大乱之世，是亲眼看见隋朝是怎样灭亡的，魏征特总结隋亡的教训，以免太宗重蹈隋亡的覆辙。十思就是：①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②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③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④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⑤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⑥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⑦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⑧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⑨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⑩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十思疏》从十个方面给皇帝指出求治的大道理，并在文中提出了“载舟覆舟”的道理。太宗读后非常感动，把疏文放在案桌旁，随时来读。
后来，又写了《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太宗的变化，疏文说：“贞观初年，亲君子远小人，现在表面上亲君子，实质上是亲小人；贞观初年虚心纳谏，现在是自负功大，不愿再听臣子言事。如果知错不改，后果不堪设想。太宗读了《十渐疏》震动很大，将之贴在屏风上，以便随时看到，好警戒自己。太宗能“慎终如始，”保持“贞观之风”，魏征敢谏，太宗纳谏起了重要作用。太宗曾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险的，要算房玄龄的功劳第一。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的过失，对我帮助最大的要算是魏征了。
643年，魏征病重，太宗亲到其家去探望，抚之流涕，问他还有什么话说，魏征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次日，魏征病逝，享年64岁。太宗亲临痛哭，为之废朝六日，并赠司空，谥号文贞，下令按一品官安葬。魏征妻子说：“征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向太宗辞谢，只以布车戴棺，不用装饰，出殡那天，太宗登西楼，遥望灵车痛哭。太宗让魏征陪葬昭陵。昭陵本来是太宗为自己修的陵墓，准备自己死后葬在那里，以前长孙皇后已葬在那里，现在又让魏征预先陪葬，可见魏征在太宗心中的地位。太宗亲自给魏征撰写碑文，并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这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逝，我失一镜矣。”魏征死后，太宗看到魏征写的一张表的草稿，有这样的话：“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则安，任用恶人国家则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的只见其人的恶，爱的只见其人的善。对人的爱憎，都要认真详察，如果爱的而看到其恶，憎的而看到其善，去邪恶勿疑，任贤要专，国家就可繁荣富强。”太宗看后，恐自己分不清善恶犯错误，就把这段话写在了笏板上，告诫自己。
正因为有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国君，又有魏征这样耿直的良臣，才有国富民丰的贞观之治。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