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中围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宽大的影晌。在哲学上，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和"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现、-、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的"阴阳灾变"理论，为后来兴盛的谶纬神学提供了依据。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恶、中二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突出强凋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除了有很大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值得指出。如他的"天人感应"理沦，固然有宣扬"君权"的一而，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并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还借"奉大法古"、革除秦朝弊政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解放奴婢，剥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为官食俸禄的人不得置产业；反对不顾国内重大矛盾而不断对匈奴大举讨伐的做法。如上种种，应该承认都或多或少是减轻人民负担、有益于老百姓生存的建议。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记载有一百二十三篇。今存有《举贤良对策》三篇（保留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另有《春秋决狱》，今存部分；其余遗文后人编辑《董子文集》，严可均《全汉文》辑有“董仲舒文”二卷。

　注：

   ①关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史记》不载，《汉书》虽载但有矛盾的地方，由此引起后世很大的争议。据我们统计，迄今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

   (一)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说。此说首侣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其说者有宋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选举六》），清人沈钦韩(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苏舆（见《董子年表》），现当代人夏曾佑(见夏著《中国古代史》）、胡适(见胡著《巾国中古史长编》）、钱穆(见钱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范文澜(见池著《中国通史》）、顾颉刚(见顾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翦伯赞(见翦著《中国史纲要》)、侯外庐(见侯著《中国思想通史》）等。

   (二)建元五年(前136)说。清人齐召南主此说(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

   (三）元光元年(前134)二月说。南宋人王益之主此说(见《两汉纪年》卷十一）。

   (四)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说。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主此说。从其说者有清人王先谦(见《汉书补注》），现当代人刘汝霖(见《汉晋学术系年》)、吕思勉(见《吕思勉读史札记》）、郭沫若(见《中国史稿》)、徐复观(见徐著《两汉思想史》卷二)、施丁(见《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辩》）、金春峰(见金著《汉代思想史》）、林剑鸣(见林著《秦汉史》)等。

   (五)元光二年(前133)至元光四年(前131)间说。台湾学者戴君仁主此说(见《孔孟学报》十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非发自董仲舒考》)。

   我们认为，上述诸说中以"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说。证据充分。《汉书·武帝纪》中明文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谓贤良曰……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至于其他诸说，都是从推论出发，缺乏坚实的证据，难以成立。具体考证这里无法进行，可参见上列吕思勉、徐复观、施丁、林剑吗等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