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1936年9月18日演讲)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要发扬光大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理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 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 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1938年11月1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

　　竺可桢当了十三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 敢于仗义执言的-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他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20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 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了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 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都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百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教育家分不开的。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教育家就不重要了，比如南开的张伯苓、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傅斯年、胡适等等，他们的名字都不该遗忘。我之所以同时提起这三位大学校长，乃是因为这三个名动中国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 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的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是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还有一点，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该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虽然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并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年代后期，从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起，他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他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八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科学家，直到1946年他都兼任气象所的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有很深人文修养的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蒌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我以为，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