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则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拔除之，则二十世纪之舞台，将为吾国民所专有。”同年，他在《俄人之自由思想》中认定俄、美、中三国欲成“大业”，必须有“大变”：“美国由共和主义变为帝国主义，俄国、中国由专制主义而变成自由主义。”
人类历史诡谲多变。本不是预言家的梁启超固然没有塞莱斯那样的知名度及引人注目。征诸梁启超时代的历史，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以反满的取向澎湃激荡，建立民族国家、“新民”、以我民族主义抵制民族帝国主义的目标未能实现，中央政府在干涉与放任的两难选择中走向毁灭，经济领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也因皮之不存毛无附体。然而，历史不都以成败论英雄，预言亦不以末节断是非。征诸现实，放眼二十一世纪，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当今世界正趋多极化，人们惊呼太平洋世纪的到来，亚太经合组织越来越为世人所倚重。回首刚刚过去的1997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以来举国奋力推进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组建特大型企业集团等，这无论说是梁氏的睿智，抑或是历史的巧合，我们又怎能不为中国在百年前就出现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未来意识的先哲奇才而惊奇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梁启超预言中国必将“雄飞于宇内”的期盼将逐步变为现实。
在新的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中国人怎样才能无愧于梁启超的期待？又当抱何种情怀“奔向2000年”、“面向二十一世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