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以耶稣纪年的启示，康有为首创以孔子纪年。1895年，康氏在沪办的《强学报》曾以“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作纪年，这不独遭到正统派奉今王为正朔的非议，甚至连思想较为开通的张之洞也为之震骇。若采“世纪”，纪年问题自然不能不辨。于是，梁启超于1898年底特作《纪年公理》，刊于次年《清议报》。文中指出：“《春秋》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此其义何，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其意在淡化纪年的-含意。他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义，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盖有精义存焉。问者曰：‘孔子以前纪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当时诸国，各自纪年也。西汉诸侯王，亦各自改元，……东汉以后，孔制渐昌矣。’”反观欧洲，其情形亦与中国相似：“欧洲希腊诸国，各自改元。千余年前，犹沿此制，后乃定于一。以耶稣降生为纪，与孔子精意暗合，盖由繁而简，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梁启超强调，中国不应再以历代帝王之年号为纪年，应“归于一”：“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他觉得中国亦宜归于一教主，但不可归于耶稣。中国可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同时他又认为，世界各国交通以后，全球万国应归于一。归于谁呢？这里遇到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他认为这一问题有待世界各国开大会来定夺，最终定一符合“公理”的纪年法则。
面对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冲突，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纪年》及1902年的《新史学．论纪年》中均主张以孔子生年为纪年，同时将历代帝王年号及公历分注于其下。
值得关注的是，谈及纪年时，梁氏多次讲到纪年只是一“记号”。但他深知中国文化泛-的特征--纪年与忠君爱国联系一起。对此，他为自己在《夏威夷游记》中采公历纪年作了辩解：
或问曰：“子中国人也，作日记而以公历纪日，毋乃无爱国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设记号，皆所以便人耳。记号之种类不一，如时、月、日，度量衡之类皆是也。”
所谓爱国云者，在实事不在虚文。吾国士大夫之病，惟争体面，日日盘旋于外形，其国家之实利实权，则尽以予人而不惜，惟于毫无关轻重之形式与记号，则出死力以争之，是焉得为爱国矣乎？吾则反是。
至此，在梁启超那里，以公元纪年及“世纪”一词实际上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在论及世界及中国大势时，更多的是采公元纪年和“世纪”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