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玄与李大钊的交往始于新闻业务。１９１６年秋，周太玄与王光祈、潘力山在北京共同创办了《京华日报》，周太玄同时还任《中华新报》编辑。也就在这一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到北京。除了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外，还主编《晨钟》副刊。于是周太玄经陈愚生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许多年后，周太玄还无比深情地回忆起李大钊，称他是“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

　　经过一年的筹备，少年中国学会于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正式成立。而此时，作为学会最年轻的发起人，周太玄已经去法国留学了。但是由于学会的多数成员都是留学生，因而周太玄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当选为巴黎分会的书记，当时留学日本、美国以及南洋的会员也全部都归巴黎分会领导。周太玄是少年中国学会留学生的中心人物。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将宗旨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被蔡元培视为“最有希望的学会”，以广纳天下贤才著称，并以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激励了许多热血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家、科学家和文艺家。-党人张闻天、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等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此外还有后来成为作家、诗人和科学家的朱自清、李吉力人、田汉、宗白华、刘大杰、杨钟键……他们都在中国现代-和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多年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的人。３０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四川还有哪些人，第二次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听取他们对四川工作的建议，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无独有偶，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时，也问起同样的问题，还询问能否恢复这个组织。恰逢周太玄在场，只好如实相告，由于学会内部分歧太大，已难以重整旗鼓。事后，周太玄后悔莫及，有毛泽东这样的老会员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点燃“五四”的导火索

　　１９１９年２月，周太玄赴法国勤工俭学。到达巴黎后，他立即邀约李璜共同创办了巴黎通讯社，随即又有李吉力人、何鲁之相继加入，是年３月开始向国内发电讯稿。巴黎通讯社的诞生，打破了国内媒体的国际新闻由外国通讯社长期垄断的局面。从此，国内各大报刊都采用了巴黎通讯社的电讯稿。这是周太玄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

　　巴黎通讯社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忙于召开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向“和会”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西方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等要求，但遭到了无理拒绝，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屈辱和约上签字。周太玄一得到这个消息，连夜组织稿件，终于赶在英、美、日等国的报道之前，率先将这特大新闻发回了国内。这无疑在黑暗的中国上空炸响了一个惊雷，顿时激起了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不久，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爆发了。可以说，是周太玄和他的巴黎通讯社最先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周太玄本人虽然没有参与国内的“五四”运动，但是他却把“五四”的新思想带到了海外华人中。

　　献身生物科学

　　周太玄的朋友说他“本是一个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的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的确，以周太玄在文科方面的才华，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代大师，但他却选择了献身自然科学。这还得从石室中学的一个同学家长说起：那位家住双流县的父亲，某天听儿子回家说，成都出现了一种倒吊的电灯。这老人认为是不祥之物，于是邀约人坐了几十里路的鸡公车，专门上成都看个究竟。几个遗老一见到电灯，齐唰唰地跪下了，磕头如捣蒜。惊恐万状之余，口中还不停地念叨：“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事深深刺痛了周太玄，“祖国需要科学啊！”从此他抱定要用科学拯救国家。

　　１９２０年３月，为送别好友王光祈留学德国，他们一道游览了法兰克福。周太玄走遍了这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听了许多学科的课程，生物学最终吸引了他。随后，他又到慕尼黑作了短暂的科学考察，终于确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

　　这年秋天，周太玄和妻子王耀群一起来到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他们从这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学习和研究。王耀群学药学，周太玄攻博物学。他先后通过了植物学、地质学、动物学等多学科的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１９２４年，周太玄获得蒙彼利埃大学教育学硕士后，进入巴黎研究院，专门研究细胞学和腔肠动物。在此后的几年里，周太玄的细胞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当时，已被发现的细胞内部器官，由于染色问题未解决而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明，周太玄熟悉中国的“文房四宝”，他利用“松滋侯”墨染色取得了成功，从而把细胞器官清楚地显示在人们眼前。周太玄因此被戏称为“松滋侯博士”。在腔肠动物研究方面，周太玄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且成了国际知名的水母专家。从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３０年，周太玄完成了七部专著，四部译著和几十篇论文。他以自己特殊的成就获得了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要求相当严厉，淘汰率往往达百分之八十左右。由此可见周太玄科研成果的分量，以至于２０年后，前苏联出版的《无脊椎动物胚胎学》还引用了周太玄的理论和插图。

　　周太玄成名之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知名学府都争相邀请他回国任教，而巴黎研究院也不愿放他走。然而，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科学报国的周太玄，怎么会不听从祖国的召唤？１９３０年冬天，周太玄携妻带子回到了阔别１２年的祖国。他拒绝了北京朋友们的挽留，仅在北大、清华作了几场演讲，便回到了成都。他选择了故乡作为报效国家的起点。

　　可是，３０年代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容得下一张安宁的讲台？回国后的几年，周太玄越来越感到苦闷和懊丧，“少年中国”的宗旨何时才能成为现实啊！而命运对他的打击也接踵而至。１９３５年，他的爱妻王耀群因坐鸡公车受颠簸而流产，突然撒手西归，这对周太玄实在是太沉重的打击！爱妻刚走，密友的噩耗又传来。１９３６年，王光祈在波恩病故了，年仅４５岁。这位满怀“少年中国”理想的著名音乐家和诗人，没能看到“少年中国”的诞生，却给朋友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还有一件让周太玄痛心的事则是，１９３７年，他从欧洲考察后带回的显微镜、解剖镜等设备和数千元的图书资料以及一部专著、两部译著的手稿，在途经上海时，被“八·一三”的炮火化成了灰烬。他多年心血的成果转眼间被日寇无情地践踏了。

　　抗战期间，四川大学搬到峨眉山。有一天，学生们在乐山农村发现了一种铜钱大小的粉红色水母。他们立即来向周太玄请教。周太玄欣喜地发现，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品种，便将其命名为“桃花水母”。他对这种水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全省做了普查。结果在各地都发现了这种生物。但后来随着水质的污染，这小东西竟然没了踪迹。直到近年，又有生物系的学生在四川的一些地方见到了它的身影。不知人们是否知道周太玄早就对它做过研究，而且“桃花水母”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

　　直到５０年代，周太玄才迎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他参加了对我国海南、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的普查，收集了大量水母标本。他还和助手一起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既直接指导渔业生产，又在科学上填补了水母研究的空白。当时有人建议，把新发现的水母以周太玄的名字命名，结果被他坚决拒绝了。

　　１９５４年，周太玄受中宣部委托，亲手创办了中国科学出版社，为新中国的科学出版与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才的诗人

　　周太玄既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是风流倜傥的诗人。从翩翩少年开始，他就与风、雅、颂结缘，诗歌伴随他走过了一生。高兴时，他写诗；愤懑时，他写诗；与友人、与恋人唱和时，诗歌亦是他表情达意的最好方式。周太玄的旧诗词很有成就，《醉花阴》《蝶恋花》《采桑子》都是流传甚广的作品。魏时珍评价这些作品“低回婉转，一往情深”。

　　周太玄的新诗创作时间也很早，流传下来的作品虽不多，却是新文学中的精品。其中《黄蜂儿》《去年八月十五》均被收入《１９１９年新诗选》，由东亚出版社１９２２年出版。选编者在评语中说它们：“颇有泰戈尔风格”。《去年八月十五》是一首很有名的情诗，后来由鲁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也收入了这首诗。

　　周太玄影响最大的诗歌是他当年赴法途中船过马六甲海峡时写下的《过印度洋》：“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该诗一发表，就被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赵元任谱成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

　　除了创作之外，周太玄还写出《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等理论文章；首次翻译了法国诗人爱米尔·德巴克斯的长诗《幸福》和凡尔勒仑的《秋歌》《他哭泣在我心里》等作品。著名诗人艾青早年的创作就深受其影响。抗战中，周太玄以诗人的身份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重要成员；并且以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学知识帮助、指导了“平原诗社”的青年诗人；他给他们讲

　　古典诗词，介绍法国诗歌的各种流派；他不仅以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这个左翼文学团体，还帮助青年诗人出版诗集。“平原诗社”的诗人们后来都成了新中国文学和出版界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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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灰安放仪式10年后隆重举行

　　周太玄——这位新文化的传播者，“五四”运动的火炬手，杰出的科学家，“反右”运动中总算侥幸躲过，可“文革”时却在劫难逃，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３日，周太玄不幸含恨去世，遗体也被匆匆火化。

　　直到１０年后，１９７８年底，中央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周太玄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许德珩，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以及政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张劲夫、李维汉、夏衍、周培源、钱三强、严济慈、华罗庚、杨钟健、童第周、王芸生等都送了花圈。

　　悼词回顾了周太玄一生的业绩，说“他在生物学方面有发明创造，特别是在腔肠动物学研究上成绩卓著”，称他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他“著译生物学著作几十种，在国内外享有学术上的崇高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