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写新诗之前,叶伯和的“白描的歌”已经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了。更何况胡适早期的诗,按他自己的说法“不过是些刷新过的旧诗”,而叶伯和的诗则无论句式还是韵律都已是白话十足了。如《杜鹃》一首:
“杜鹃开,杜鹃啼,
花也有此名,鸟也有此名。
花开我心喜,鸟啼我心悲。
两样物同样名,
一样感触两样情。”
由此可见,叶伯和当之无愧是我国最早的白话诗人!不过,叶伯和虽然白话诗创作最早,但作品结集出版却稍晚于胡适。1920年5月,叶伯和的《诗歌集》由东华印刷所出版时,胡适的《尝试集》已在同年的2月出版了。因此《诗歌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二本诗集,它比另一位大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早了一年多。
《草堂》偏爱巴金
叶伯和还创造了四川新文学史上的两个第一,即:第一个文学团体,第一个纯文学刊物。1922年,由他组织成立了草堂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草堂》杂志。虽然这本纯文学刊物只出版了4期就被封建势力扼杀了,但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留下了坚实而光辉的脚印。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巴金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青年巴金与叶伯和有没有直接交道,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仅出版4期的《草堂》,就在一、二、三期上连续发表了署名“佩竿”的作者的短诗,如《哭》、《沉没》、《锣声》、《母亲》等等,而“佩竿”正是巴金早期的笔名。《草堂》对当时只有17岁的学生巴金的看重,无疑更坚定了巴金走向文学之路的决心和勇气,为日后成就一位伟大的作家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伯和是巴金最早的伯乐。
被黑暗吞噬的“泰戈尔”
1925年,四川军阀组成了所谓的“反杨联盟”,即: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联合起来驱逐了盘踞在成都的“四川督军”杨森。由于叶伯和的父亲叶大丰在杨森主政期间,担任四川省高等检察厅厅长,便遭到刘文辉手下的石肇武的绑票,叶家几乎卖光了田产,连城里的住宅也抵押出去才凑足了10万元的“军装费”而将叶大丰赎回。但从此后,叶家也就破产和分裂了。叶伯和遭受如此沉重打击,愤而辞去了高师的教职,并且从文坛渐渐地隐没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个月,叶伯和与世长辞,终年仅57岁。中国新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流星就这样被黑暗永远淹没了。
叶伯和的作品除了《诗歌集》以外,还有《中国音乐史》《叶伯和著述丛稿》《伯和诗草》。《诗歌集》是叶伯和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其主要内容是歌颂“五四”爱国运动,宣传新思想,表现工农苦难,揭露社会黑暗等。这些深刻的思想内容,在早期的白话诗中是极其宝贵的,也是胡适的《尝试集》里所没有的。从艺术上看,由于叶伯和是学音乐的,又有深厚的古典诗歌根基,所以他的诗歌普遍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此外他还很讲究诗歌的形象美,特别注意探索多种多样的艺术表达手法。如抒情14首《心乐篇》中的第九首,把雨后的早晨写成一位美人:
“我想和她接吻,
却被无情的白云遮断!
听呵!
山泉流着,
好像是特为她传电话,
小鸟儿歌着,
又像是替她作邮人。
我忍不住了,
便大声呼她,
但她只从幽深的山谷中,
照着我的话儿应我。”
隐喻与抒情在这首诗中体现得是那么的完美!
《诗歌集》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诗人也被誉为中国的泰戈尔。大诗人郭沫若当年就评价道:“他诗的主义,与泰戈尔差不多,我是很相信的。”著名诗人康白情也说:“大著都无可疵,而《心乐篇》特佳。
假使泰戈尔能做中国白话诗,他的诗意固然也能到那样,至其是否能以这样细腻缠绵的调子表现出来,却甚堪疑问呢!”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中国诗坛的天才过早地凋谢了。这是历史留给四川文学和中国文学一个永远的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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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美和音乐美———泰戈尔的诗
叶伯和的诗具有形式美和音乐美,这个特点也正是泰戈尔诗的特点。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叙事诗选》中,对泰戈尔的诗评价道:形式美和音乐美,是泰戈尔叙事诗的显著特点。传统“波雅尔”体,诗行整齐,每两行换韵,活泼自如,读起来朗朗上口。叙事诗虽然篇幅较长,却不使人产生腻烦的感觉。《争买莲花》《代表》《点金石》,采用“特里波迪”诗体,每句两行,三个音步,第一、二音步须押韵,如连为一行,要押行中韵,每两句也要押韵。“特里波迪”诗体的诗行长短相间,视觉上给人以美感。隔句韵和行中韵相配合,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轮番震动心弦的艺术效果。此外,还有能强化诗行音乐旋律的偶行押韵、交错押韵,诗节首-重复等诗体。泰戈尔的自由体叙事诗,脱去了“格律的华丽面纱”,富于行云流水般轻快飘逸的内在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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