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部规模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此时的丘吉尔已70有余。因此，在朋友的建议下，丘吉尔将英国军队的许多专家召到身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由这些人负责查阅资料、核对事实，并对他不熟悉的个别问题提供说明。丘吉尔则按照自己的习惯，每天口述大约9000字，由两个能干的秘书班子倒班辅助他写作。在撰写这部巨著之前，丘吉尔向出版商预支了稿费，还与美国《生活》周刊商定复制其多幅绘画作品，筹得2.5万美元现金充当写作经费。为了争夺丘吉尔回忆录的首先连载权，英、美两国的著名杂志竞相抬价，最后，美国的《生活》周刊用200万美元的价码得到了刊载权。1948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书稿校样被空运到美国，6月份正式出版。到了10月份，总印数已达到21万册。其后，很多国家也相继出版了本国语言的译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为丘吉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让他赚了个钵满盆盈，其稿费收入甚至超过以往他所有稿费之和，以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声称，“２０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而丘吉尔自己则说：“我不是在写书，而是在积累财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巨大成功，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个奖项以荣誉。”

　　杜鲁门的古怪要求

　　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撰写过一部《杜鲁门回忆录》。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部回忆录被引用得最多，因为它讲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政府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反应，让中国读者了解到了这场战争的另一面。不过杜鲁门写回忆录，可不是出于对写作的爱好，而是因为他的经济出现了困难。

　　杜鲁门跟钱财缺少点缘分，从政前，他曾一门心思想发财，跟别人合伙经营过采矿公司、石油公司，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还落得个债务缠身，最后不得已才走向政途。1953年，卸任后的杜鲁门因为不善理财而再度面临经济困难。为了摆脱生活的拮据，他于当年2月，与美国《生活》周刊签署合同，将其回忆录的全球发行权卖给了《生活》。这笔交易当时没有公开价码，事后经好事者暗查，总价值60万美元。在十几名助手的协助下，杜鲁门开始了撰写工作。此时正值丘吉尔的鸿篇巨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全球热卖。所以从动笔开始，杜鲁门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他最常跟身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不是作家！”

　　依据美国法律，总统任职期间的文件属私人财产。杜鲁门退休后，从白宫带出来的文件总共有50大箱。这些珍贵的材料本来可以帮助他撰写出一部规模庞大、资料翔实的回忆录，没想到，过多的资料反而使撰写工作走了一大段弯路。１９５３年11月，出版商汤普森发现杜鲁门的回忆录进展得并不理想，“素材泛滥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虽然杜鲁门固执地坚持写作要以自己为主，但汤普森还是派来了《生活》周刊资深编辑霍夫曼协助他写作。这位职业作家一星期连干七天，杜鲁门惊叹地直说：“这简直是玩命。”很快，霍夫曼就发现与这位性格怪僻的总统实在难以相处，于是他只干了1个月就甩手走人了。1956年，杜鲁门的回忆录终于正式出版。签名售书那天，他向出版商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为他从街角的平价商店买两支1美元多的钢笔，他说，“我可不想帮什么品牌的钢笔做广告。”不过，当天的签售会盛况空前，5个半小时，杜鲁门就签售出4000多本。

　　赫鲁晓夫写书全凭记忆

　　与丘吉尔和杜鲁门相比，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撰写回忆录时，条件相当窘迫。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写作班子，还自始至终受到“干扰”。

　　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每当有人问他各种问题时，他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当年的那些人和事。于是，在身边人的不断恳求下，1966年8月，赫鲁晓夫终于答应口授一部自己的回忆录。这是他被免职下台的第二年。

　　赫鲁晓夫的口述是从古巴导弹危机开始的，帮助他记录整理的是孙女婿彼德罗夫。由于怀疑居住的别墅中有*，赫鲁晓夫最初口述时，都是在室外录音的，因此时不时会被飞机的轰鸣声干扰。后来，他索性不再去管什么*，就在屋子里口授起来了。每隔一个星期，彼德罗夫来别墅把他口述的录音带拿回家进行整理。可经过彼德罗夫之手的回忆录，与赫鲁晓夫的口述风格相距甚远，这让赫鲁晓夫很不高兴。于是，回忆录的撰写工作停滞了下来。直到1年后，儿子谢尔盖加入进来，写作工作才得以重启。谢尔盖向赫鲁晓夫建议，请苏共中央派打字员和秘书协助工作，这被赫鲁晓夫一口拒绝，他说：“我可不想找中央，他们只会从中作梗”。没有帮手的谢尔盖，每天只能整理10页左右，这令赫鲁晓夫不甚满意。直到谢尔盖在自己工作的车间里找到了信得过、经验丰富的打字员费诺格诺娃，一系列问题才迎刃而解。

　　赫鲁晓夫写回忆录，让通过政变手段把他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1968年4月赫鲁晓夫生日这天，苏共中央突然把他叫去，要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赫鲁晓夫不禁勃然大怒：“一切是你们说了算！你们这样做，我一点也不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糊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记得怎么干！要不，我就背上包袱去要饭，会有人给我饭吃的！”不过事后，他并没有乖乖地停止写作。

　　在谢尔盖的建议下，赫鲁晓夫通过英国驻莫斯科的记者路易找到了一家西方的出版商。为防被骗，出版商特意托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一黑一红两顶礼帽，要求他带着这两顶礼帽照两张照片，以证明回忆录确实出自他的手笔并经本人同意出版。

　　1972年1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正式出版。可是，由于他的口述从始至终都是在半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没人帮助这位７０岁的老人核对史实，这部回忆录还是有部分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极力吹嘘自己的对美政策，甚至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我的伙伴”。而他在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则大骂中国领导人，推卸中苏论战的责任，对苏联在二站后将旅顺和大连“免费”交还中国心有不甘，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百花齐放”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口号冷嘲热讽。这些文字都为后世学人研究20世纪中期的苏美、中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环球时报》 (2006-10-01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