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于是，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支那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支那。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从和知处获得后提供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夏文运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战后，担任过日本菲律宾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少将作为战犯被盟军逮捕，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鹰二被无罪释放。

现代战争，首先是情报战争。事隔多年以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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