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艰难交涉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蒲安臣使团在英国耽搁的时间较长，因为当年12月4日英国大选内阁更替，自由党获胜组阁，英国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数。

12月26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以“中国钦差”的身份，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克拉兰敦也宣布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属英国。事实上，英国在修约问题上也的确表现得过于沉着，以至此事一拖就是30多年，直至1901年方派出专使赴华商议修约。

在同一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穴英国）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3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惟英国马首是瞻。况且当时普鲁士大兵压境，普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多纠缠。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立场一致。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待了半年多，虽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

9月21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等国。由于这些国家并无修约交涉的任务，代表团过得颇为惬意。

总理衙门酝酿派使团出国修约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施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难免受到各国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