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从维熙，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写出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参加了由《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征文。发表获奖后，报社付给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当时是以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这就是说，这些稿费可以买90斤小米了。另据一资料记载，在当时实行供给制情况下，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发的生活津贴是相当于45斤小米价费。那么，从维熙的小小说稿费就相当于一般人两个月的生活津贴。再一则资料来自刘绍棠。他在1951年8月时，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去，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

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引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比较特别。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量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第一本书出版作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第一版收有《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库》一篇。全部作品发表于1952年，其中两篇写于1951年，作者当时15岁）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总和。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由千字15元涨了三倍，成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树的歌声》。此书计六万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万多册，达到两个定额，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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