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一路遇到穿着越南军装的人，一口标准的东北话，统统没有领章帽徽，才知道已有部队出国。17个大学生中，有两位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工院，他们悄悄到邮局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机敏的蒙毅悄悄地跟了去，并且将这件事捅了出来。大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的行动，甚至取笑他们，结果回电真的来了，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支“红卫兵野战队”全体到中国援越抗美部队锻炼三个月。从这天开始，27人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红卫兵变为国际主义战士。
“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喊叫，不得往家里写信。”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27个预备走长征路的年轻人戏剧性地转赴越南。他们猫在广西凭祥中学后山齐腰深的茅草丛中接受任务。为了保密，宣读命令时，还派了一个人在一旁放哨。
1967年1月23日下午5时30分，27个经过周总理特批的学生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此后三个月内女兵们都没有和家人联系。红飙的母亲曾在半夜梦见女儿，惊醒后，夜里两点多和红飙父亲一起骑上自行车跑到女儿同学家里寻人。蒙毅的妈妈则预备了照片，要到《桂林日报》或《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在中国，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而关于援越女兵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了，本文讲述的便是援越女兵的故事。
毛泽东接见
“40年一直想来，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桂林的老战友组织，有这么个机会，这是祖国的酒。”71岁的杨淑贞在丈夫郑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诉说着，她洒上酒，摆好从北京带来的果脯，艰难地俯下身子，低低地亲吻着墓碑。
40年前，郑若杜曾是中国援越抗美后勤部队62支队的宣传股长，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刻，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转抵越南，他对通信员说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就听见警报响起，“仗打完再分糖吧”，他边说边跑向一号炮位。从此，他再没回来。
2007年9月9日，越南太原市灵山乡烈士陵园，包括郑若杜烈士墓在内，耸立着83座坟茔，白色的墓碑上，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中、越两国文字。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属，还有一群白发的中国退伍老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朵小白花。他们来自中国12个省市，平均年龄60开外，年纪最长的78岁。退伍老兵杨宽让是从西安赶来的，他特地带来了祭扫烈士的水土：水是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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