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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何要藏下翁家歌颂李秀成的碑坊(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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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27 19:43:06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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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咸丰季年，曾国藩的湘军已立定脚跟，指日可成“中兴伟业”，幕府人才济济，李瀚章、鸿章兄弟在幕尤为曾所倚重。咸、同之际，曾国藩虽被任为两江总督，但开府之地江苏一省尚非他能履任之地，还有待于略取。合肥是李氏兄弟的乡梓，一切情况自然他俩最为熟悉，翁同书处置苗沛霖团练事件调度乖方，自然难逃他俩的眼中，所以同治元年初曾国藩严劾翁同书，不但一切事由都根据李氏情报，连奏疏主稿也出自他俩之手，措词之严厉，公报私仇，自在意中。若不是清廷顾念翁心存两朝帝师，翁同书恐怕便会“依部议”身陷大辟。这是李氏对翁氏报冤的第一着。
若说李鸿章那时官卑职轻，那倒也并不然，咸丰季年，李鸿章已屡次被保举为实缺道员，但仍留曾幕训练淮军。那时天国屡经内讧，败局已定，曾国藩于立定脚跟之余，对东南局势有了缜密的布置:即由他的九弟曾国荃包围金陵，左宗棠经营浙、闽，而最重要的苏、常一带，则责成李鸿章专练淮军准备攻取。李于同治元年四月勾结洋人，用洋轮载兵械沿大江千余里下驶，直拊太平军之背。那时长江下游两岸还全在太平军之手，这样的行军方式，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特例。于此可见那时西方列强在扬子江下游，无视清廷的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已到何等程度！
训练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非一朝一夕之事，清廷和曾国藩把这等大事委诸李鸿章，可见李鸿章的地位在咸丰季年早已出人头地。他不但能把成万的大军和辎重在太平军的眼皮下从腹地运到海滨，且能组织一支西洋的雇佣军供他使用，即是以西方冒险家英籍戈登、白齐文和美籍华尔为首的洋枪队组成的所谓“常胜军”，配合着训练有素的淮军，向苏、常一带太平军进击，这自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太平军虽是农民起义军，但它的将领良莠不齐，纪律也并不严明，当时有句谚语，叫做“发军如梳，官军如篦”，说两者对人民的祸害，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
但苏州人民实在好福气，苏州府属恰是归天国第一流人物忠王李秀成开府治理所在，他的府邸便是苏州城内的名园拙政园。因此苏州在李秀成的长期庇护下，匕鬯不惊，安居乐业，迥异于其他各地。苏州人民既然感戴李秀成的德政，自然得有所表现，若按传统的送“万民伞”或“脱靴”那些办法倒还罢了，可为了对忠王尊敬起见，用的是刻碑竖坊。那些碑坊都是石刻的，高竖耸立于苏州主要街道。常熟翁氏是苏郡主要望族，当然曾由翁氏族人出面为忠王建立一座石坊。
到了同治初元，忠王已从苏州调回天京主持中枢，苏州由郜云官等十王主持，抵挡不住淮军第一骁将程学启和洋将戈登的猛攻，势穷力蹙，只得要求献城投降。但是程学启不顾不杀降人的古训，竟把十位降王全部杀掉。这种不顾信义的野蛮举动，连戈登也看不入眼，几乎要和程学启火拼，终于一怒辞去常胜军头目职务，窜到非洲苏丹去干他老本行，结果是给苏丹人民杀死在喀土穆，这也是苏州太平军革命时期的一段掌故。
李鸿章攻陷苏城之后，见到通衢上的翁氏对忠王歌功颂德的石坊，使命令拆下，但并不予以捣毁，只是把它藏匿起来。这一着李鸿章可真厉害，他若据此出奏朝廷，按《大清律例》那是大逆罪，法应合族处死。李鸿章也很明白，那样会给朝廷出难题，这若在康、乾时代，自会按律办理，但在季叶，纪纲已弛，未必定能扳倒翁氏。还不如“引满不发”，叫翁氏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李鸿章这一手着实厉害，迫使翁氏忍气吞声，坐候回击的机会。
以上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翁、李两族的代表人物名位都更高了，一个在中枢主持财政，一个是封疆大吏兼管军政，二十多年的含仇蓄恨，翁氏终于得到报仇的机会。那便是1884年的中法甲申战争。按照常例，应该是武将主战，文臣主和，尤其是翁同龢长期做户部主管，馈饷是“计臣”的职责，他也顾不得了。为给李鸿章过不去，纠合一批书生的清流党，主张和法国侵略者开战。结果中国竟然反胜为败，缔结了辱国条约。这不过是翁氏的牛刀小试，但已使李鸿章为此吃足了不少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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