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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勘查矿藏的福建候补道、大买办唐廷枢在开平得出了“采办应有把握”的结论时起,开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便步入了绅商巨贾乃至当朝权贵的视野。对于雄心勃勃希图通过仿效西方找到国家出路的洋务派们来说,机械、蒸汽这些现代符号犹如标尺一般,直接标示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如果说北洋水师承载了士绅阶层对于国家“自强”的憧憬,那么轮船招商局便寄托了民众对于“求富”的企盼。但是真正能够把“自强”、“求富”两大梦想付诸于现实,给初次勃兴的民族意识增氧助燃的恰恰是一座矿山。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了,首任总办就是唐廷枢。
在唐廷枢引资招股后不久,一座以唐山、西山、林西三大坑口为基础,铁路、船栈等运输体系为辅助的近代工矿企业落成。尽管矿务局在凿井、开拓、掘进、通风等流程上尽可能的大量采用西式设备,但仍需动用三千壮丁才能正常从事生产,规模可见一斑。
截止到1894年前后,开平煤矿的日开采量已经高达25万余吨,供给北洋舰队后仍绰绰有余。天津机械局、轮船招商局等的燃料供应业已完全仰赖开平。不单唐廷枢、徐润等海内富豪将其看作渔利的金钵,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大佬们更将其视为纵横政坛、拥军自重的利器。几年下来,开平矿务局在政商两界奥援的扶植下竟然置办下了六艘轮船,两处厂栈,一座银矿。除此之外,它还享有永平金矿、洋灰场、铁路股权若干。正是在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带动下,这里人员积聚、房屋激增、贸易兴隆,十几年的光景,凭空竟然堆积出了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唐山。
奏折
面对着光秃的旗杆,叶溶光迟疑了半晌。他一回过神来,就连忙觐见了自己的上司唐山候补道杨庆善,将所见所闻作了如实禀报。杨大人联想到近期查处的两起英国人私自购地钻井的事件,认为“此事绝非偶然”。考虑到事关重大,他们急忙联名致电开平矿务公司的英国顾问德璀琳,对“龙旗事件”提出严重交涉……
次日清晨,一队清军兵勇出现在了开平矿井前,在叶溶光、杨庆善两位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升起了大清龙旗。矿区的英方人员虽有微辞,但并没有表露出明显的反对,更丝毫觉察不到冲突的迹象。
然而,这发端自山野间的细微火星,正在慢慢燃烧,几日之后便蔓延到了百里之外的通都大驿,惊动了朝中大员,直至朝堂之上。
1903年3月,一份奏折递到了慈禧案桌上。奏折的落款处一行方正的楷体标明了上书人的身份——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这份奏折以历数开平矿务局的辉煌开篇,“查直隶开平煤矿采办多年”,“规模宏大”,“在东亚各矿中殆亦首屈一指”。接下来,袁世凯用简洁的笔墨回顾了光绪27年5月间开平总办张翼上书增加洋股时的说辞,“改官督商办的开平矿为中外合办公司”。事实上,这种回顾只是对于企业性质的一次软性强调,随之,袁世凯笔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文章详细介绍了“龙旗事件”的全过程。
“开平局候补道杨善庆及地方官,认为中外合办,因在该局悬挂龙旗,与英旗相对并峙……”而后,事件很快上升为了一起外交风波,“英使萨道义函至外务部(清廷)诘责此事,请饬查办,驻津英总领事金璋亦函请护督饬将龙旗落下……”,“该使谓开平矿务局前已卖与洋商……现在英国公司,非中外合办……断不准悬挂龙旗。”
英国公使的表述显然与此前张翼上奏清廷的内容大相径庭。张翼此前只称是吸收少量英国股本的“合办”,况且“合办”也只是保全矿山的权宜之计,根本没有要西洋人插手开平经营的意思。到了英国公使这里,“合办”竟成了“卖予”。
带着疑惑,袁世凯又进一步追问萨道义。英国人的回复令他大吃一惊,“确有凭据存在天津领事署,当饬该领事抄送核阅,便知始末。”
几日之后,三份西文合约递到了他的案头,移交约、副约末尾处张翼的印信俱全。开平矿务局的各项产权均清晰罗列于纸上,从胥各庄至芦台的运煤河道、河池以及开平局之运河,加之该局所有在通商口岸或其它处之地亩、院宇各项,均行移交。粗略一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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