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在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晰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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