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和梁漱溟来往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崇敬而成为梁漱溟的追随者，这类人不是很多，但彼此关系深，交往时间长；另一类则是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谓“各界人物”。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发起成立民盟前后，梁漱溟和一些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黄炎培，与梁漱溟相识多年，但从前来往不多，组成民盟后，黄是第一任主席，双方有了频繁的交往。两人在重庆同住青年会招待所，又因为同有素食的习惯，吃饭也往往在一起。黄炎培曾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和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往日多。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年他一度拒绝担任民盟秘书长时，除罗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来找他谈话，劝说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从事民盟活动没有个人的贪图。他认为，政治见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响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与人相处，如果发生无法合作的情况，问题往往不在他这边。1923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他这样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虽彼此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对待见解不同的人，他的态度一贯是宽容的，一贯是“和而不同”的；承认有“不同”，但强调的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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