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建省前后，刘锦棠继续推行左宗棠所倡导的教育政策，增设义塾，并颁发奖励办法，鼓励穆斯林子弟踊跃入塾读书，强化儒学教育，灌输封建的伦理观念。在推广义塾教育中，刘锦棠令各厅、州、县延师训课，授以“《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易》、《春秋》等课。不仅汉族、回族儿童要学，连维吾尔族儿童也要学。儒家思想和汉族民众的西来，以及近代工业的创办，对新疆人民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有无推动？这些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13．研究新疆和台湾建省，除了历史意义之外，还在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疆建省与西部大开发。笔者认为，应该把新疆建省与目前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从西部开发的宏观角度重新审视新疆建省的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足。有些学者只是在考察左宗棠与西部开发的关系时顺便提到了新疆建省，相关文章如姚曙光《近代中国西部开发的先行者——左宗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3）；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黄蓉《左宗棠与西北开发》，《巢湖学院学报》，2002-1）；左高山、彭世文《左宗棠西部开发思想初探》（《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2）等，而把建省与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的论文几乎没有。

第二，新疆建省与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增加省级政府的说法，学界也有人予以呼应。有论者指出：“按国际上的标准，6000万人口规模属于大国的范围，我国的一些省仅就人口来说在世界上也是大国的规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省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发展，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考虑，我国的省级政府数量应在50到80个之间为宜。管辖的人口一般不应超过2000万。二是要压缩地方政府层级，形成中央、省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格局，以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和压缩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72]历史和现实往往是互动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我认为，研究新疆、台湾建省的得与失，对增加省级政府的讨论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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