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代皇帝功过为鉴
少年时积极而勇猛，高平战役时如果不是他豁出性命，周世宗的功业可能便要提早结束。但是当了皇帝后的宋太祖，却对武力格外谨慎，这可能便是经常读书对他的影响。他对于文字的力量特别尊重，对文臣也很重视。在杯酒释兵权后，他以文人为州刺史，宰相赵普曾对此政策表示疑虑，但太祖却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他对当代知识分子歌颂唐太宗有接纳谏言的雅量，也有不同的看法。“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闲言哉?”因此为了不让属下有话讲，他律己甚严，常常以史书上皇帝的功过为鉴。
太祖早年流浪荆襄时，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尊诲常侮辱他。但他当上皇帝后，仍常重用董尊诲，甚至董尊诲的部下击鼓控告董尊诲十大罪状时，太祖仍不愿责罚他。究其原因，可能是怕别人讥讽他公报私仇。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太祖有放不开的毛病。过度的责任心及谨慎，使他在皇帝职责上缺乏豪迈的霸气。他思虑深远，反而使自己在政策上充满矛盾。或许由于面临太多困难，环境太坏，自己的本钱又不够，因此只敢步步为营，不求立竿见影。所以虽然能非常成功地作好政治整合，但他“强干弱枝”以及过分中央集权的政策，也衍生了不少问题，造成日后宋神宗及王安石不得不用大变法来寻求革新，也因而演变成新旧党争，加速了北宋皇朝的崩溃。
北宋长期的积弱不振，宋太祖创业时基本国策制度的偏差，未尝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读者水无忧摘自《北宋帝国危机生存》，九州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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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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