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的家乡米利都与吕底亚是联盟，吕底亚与巴比伦有着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巴比伦人，拥有今天也令人惊叹的天文知识。巴比伦人在公元前三十世纪的后期就已经有了历法。他们对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测得很准确，朔望月的误差只有0.44秒，近点月的误差只有3.6秒，对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也测得很准。巴比伦人发现了日月食的周期，叫做“沙罗周期”（“沙罗”是重复的意思），为十八年零十一天多一点，即6585．32天。知道了沙罗周期，就可以对日食进行预测了，当然你还是不知道它究竟会发生在什么地方。所以泰勒斯的成功，也有一半是瞎蒙的因素在里面。

　　巴比伦人说他天文强，中国人就笑了。

　　古代中国人对天文的重视，举世无二。顾炎武在《日知录》开首就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顾炎武这里举到的都是《诗经》中的名句，他是把《诗经》当作天文学著作来读了。中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有着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日食记载，《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中，有史可考的日食记录有三十七次。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日食的观测和推算，因为中国人相信天和人相互通连,交相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在上天所显示的各种天象中，日食是最严重的警示，表明统治者失德败政，需要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自律、检讨和补救。这就是《史记·天官书》里所说的：“日变（日食）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公元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汉文帝为此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因日食而下罪己诏，汉文帝开中国皇帝自我反省的先河，到后来逐渐固定成一种政治操作。《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9年出现日食，唐玄宗“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 劝农功。”日食发生后要“修政”，包括减免税赋，赈济贫弱，大赦囚犯，虚心纳言等等。日食也是对军事失利的预兆，日食之后不宜用兵，在这一点上和希腊人的心理是相通的。

　　通常我们会很容易认为古代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到无边，其实聪明的中国人怎会心甘情愿让统治者成为脱缰的野马，他们自有一些别出心裁的约束办法。用日食来吓唬皇帝，这种想法其实相当不坏。北宋的名臣富弼一语道破其中的真谛：“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

　　正因为日食承载了那么多的恐惧和期盼，我们可以理解它和中国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尚书·胤征》讲述了中国最早的日食故事，天文官羲和因为贪酒漏报了日食，带来杀身之祸。羲和的后任们从此战战兢兢，竭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日食的秘密。公元前一世纪，《太初历》以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到公元762年的《五纪历》中，已经采用了三百五十八个朔望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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