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要在经学史上作出重大开拓，必然要在经典诠释上突破原有经典注疏之学的藩篱。宋代兴起的疑经思潮，其实就是经学领域中关于“圣人之意”与汉唐诸儒之言存在矛盾的体现，“言不尽意”的观念隐含在他们对待经学的思想方法方面。宋儒对他们尊崇的“圣人之意”有了一番自己的理解，遂对汉唐建构起来的经学体系进行挑战。宋儒对汉唐经学之“言”的怀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对汉唐诸儒所作的注、疏的怀疑，认为这些注疏之“言”没有表达“圣人之意”。其次，是对先儒先贤们所作的传与记的怀疑，孔子之后诸多先儒先贤曾对《五经》作了大量传、记，这包括《易传》、《春秋》三传、《礼记》、《诗序》等。在经学史上，这些传、记向来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大多已经等同于经，但宋儒对这些传、记之“言”是否表达圣人之“意”提出了怀疑。其三，对经本身提出了质疑，包括对经文的真实性，经文的作者等问题的怀疑，如宋儒怀疑古文《尚书》是否为真经，《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既然经文及作者值得怀疑，那么，其“言”能否表达圣人之意就更值得怀疑了。

　　宋儒认为“圣人之意”、“圣门之微旨”与经典及其传、记、注、疏之“言”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理解、发挥“圣人之意”，实现思想学术的拓展与创新。宋学代表性人物朱熹论述了这一看法：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

　　朱熹认为，“章句训诂”的“言”与“性命道德之归”的“意”是有差别的，“圣门授受之微旨”并不能依赖文字训诂，还必须借助于内心的悠游体悟，以进入“博厚高明悠久之域”，才能获得圣人之“微旨”。正是由于言、意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所以朱熹诠释经典时不仅仅是要求从经典文本上下功夫，还强调要从诠释者“反求诸心”，从自己内心中作体认义理的功夫，以真正把握“圣人之微旨”或“天地之理”。朱熹说：圣贤之言，则反求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间，则精察其理而审毫厘之辨。积日累月，存验扩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识矣。

　　体认“孔孟之心”不仅仅是通过读书，还可以“反求诸心”，通过自我内在的“存验扩充”，从而让自己的心与圣贤的心相感通。而且，朱熹认为在把握圣人之意方面，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体察扩充有时比读书更加重要，他说：“学问，就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他认为在体察圣人之心、天地之理方面，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的读书活动是“第二义”的，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上下功夫的体察扩充则是“第一义”的。

　　由于朱熹强调对义理的体认要通过“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而不必局限于文字训诂的读书活动，这就使得他对“圣人之意”、“义理之学”的理解充满着思想的、学术的创造性活力。甚至因言、意之间的紧张而普遍疑经时，其疑经的依据往往是他们所体认的“义理”。朱熹在谈到自己疑经的原则和方法时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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