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人民死活，将同样受到谴责。而近人不知其言出典，“竟以‘始作俑’为褒义语而举以称人，是期人将断子绝孙，真毫厘千里之失矣”。
第二，治学应实事求是。《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当齐宣王问及“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对此，吴先生引证《论语》指出“无道桓文之事”和“后世无传”乃孟子搪塞之语，其“亦有以譎而求其正处”，已沾染战国诡辩习气和策士之风。孟子向来以雄辩为后人所乐道，世人往往注重其雄辩的言语气势及其实际效果，却对其中的策士诡譎之风多有不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谓其：“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在《公孙丑上》“夫子当路于齐”一章中，吴著指出：“孟子之于管仲，近于一笔抹杀，此仆以为孟氏之所以终不及仲尼也。”
第三，从实证中求确解。对“大欲”一词，吴先生在《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中，追根溯源，先引《礼记》查证其出处，再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深入剖析，其后又联系《庄子》说明“天理”和“人欲”之本，最后用朱熹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论述驳斥近人对宋儒的偏见。
在社会不正之风面前，吴著并没有学“乡愿”明哲保身，一缄其口，而是结合现实，以敏锐的视角和洞察力发掘《孟子》一书中的为政思想，以扎实的学风求经典的正确解读，为世人敲响警钟，其意义可谓深远矣。
《吴小如讲〈孟子〉》，吴小如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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