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韩信仍念刘邦的“知遇之恩”，又自以为功高盖世，刘邦不会夺其王爵，最终谢绝了蒯通的好意。

因此，当韩信被刘邦的大老婆吕雉擒住，推进长乐宫砍头之时，才仰天大呼：“我悔不用蒯通之计，今天竟上了妇人小子的圈套，这难道是天意吗！”

《史记》原文：“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司马迁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此韩信乃韩王信，非淮阴侯韩信）中，只字未提与韩信通谋之事，并且言明陈豨造反，是因周昌向刘邦报告，说宾客太多，拥兵于外数年，恐生变故，引起刘邦的怀疑，即派人到代地调查，陈豨恐惧，遂联络王黄等将领，起兵造反。特意说陈豨谋反是突然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几年前就有预谋。在陈豨与朝廷大军对抗期间，只有燕王卢绾与他有联系，鼓动他坚持抗战，并未提及韩信派人给他送信，相约举事。如此重要的谋反情节，如果属实，司马迁岂能略去不提？可见司马迁已以委婉隐晦的方式，否定了韩信与陈豨通谋造反的所谓“罪证”。

民国年间的著作家黄士衡所撰《西汉野史》，写到韩信谋反一节，直称其罪证为门客栾说捏造；蔡东藩《前汉演义》中也说：

“韩信谋反，出自舍人之一书，虚实尚未可知，吕后遽诱而杀之，无论其应杀与否，即使应杀，而出自吕后之专擅，心目中亦岂尚有高祖耶？或谓高祖出征，必有密意授诸帷房，故吕后得以专杀，此言亦不为无因，试观高祖之不责吕后，与吕后之复请诛（彭）越，可以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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